当时，军事情报局与南斯拉夫的几个主要抵抗组织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即军事情报局为各个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并且进行特种作战培训，而抵抗组织必须尽快形成一支联合作战力量。
到一九八二年底，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实现了初步统一。
这就是，以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为核心，组成“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联合对付入侵的德军。
进入一九八三年，狙击手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抵抗组织提供人员培训。
当然，让狙击手去培训游击队员，可以说是大材小用，所以到一九八三年第二季度，这个任务就移交给了军事情报局控制的其他特种部队。主要原因并非狙击手部队不适合参与培训工作，而是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需要狙击手部队去执行。这就是，巴尔干战争并非当时唯一的热点。
一九八三年，最重大的事情不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而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一场革命。
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
ì，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演变为武装冲突，刚刚结束软禁、获得zì
yóu的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宣称伊朗国防巴列维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真主的意志，号召所有伊朗人起来反抗国防的统治。
当天，德黑兰的流血冲突导致数千人伤亡。
紧接着，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在全国各地展开，而且在多处地点演变成流血冲突。
由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全面爆发。
这场革命，直接把中国的注意力由巴尔干引到了伊朗。
对中国来说，一千个南斯拉夫也比不上一个伊朗。
说白了，在中国的战略框架中，伊朗是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是中国在中东与海湾地区必须控制的国家。
在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中，伊朗国防巴列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坚持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政治的巴列维是中国的忠实盟友，而由其控制的伊朗更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石。
没有伊朗，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当然，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除了希望把伊朗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之外，还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
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巴列维曾经在中国旅居十多年。
在中国生活期间，巴列维不但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更加见识到了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别忘了，巴列维在中国生活期间，中国率领同盟国集团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讲，正是强大的工业实力，让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中华迷n
zhǔ共和国成为了世界性强国。
对巴列维来说，中国就是学习的对象。
此外，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并且继承王位，也与中国有关，即正是中**队击败了占领伊朗的英**队，才使得巴列维王朝能够在伊朗复辟，也才使得年轻的巴列维能够在父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
说白了，就是中**队把巴列维送回德黑兰，送上伊朗的王座。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也就不难理解，巴列维为什么要坚持奉行亲华政策了。
事实上，在一九七零年之后，巴列维因健康原因，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接受治疗。
只是，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伊朗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年轻时的流亡生活，让巴列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伊朗成为强大的国家，才能阻挡外来入侵。自从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所有强国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
巴列维希望伊朗强大，希望伊朗成为强国，因此就必须在伊朗搞工业革命。
问题是，巴列维需要面对其他国王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宗教影响。
虽然巴列维也信奉伊斯兰教，但是长期的流亡生活，以及与外界文明的接触，让他根本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很多方面，巴列维更像是一个怀揣着迷n
zhǔ梦想，又深受东方文明影响的伊朗人。
显然，巴列维意识形态与伊朗社会格格不入。
这也成为了巴列维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死穴。
第二百一十五章 急功近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收缩达到极限。
当然，这场革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后世在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外财团在伊朗的大肆扩张，即众多海外企业只顾掠夺伊朗的资源，而不顾伊朗的民生，从而引起了伊朗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显然，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根本上讲，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与工业化改革并没有错，而且这也是伊朗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仍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响，伊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取得的成就根本无法与巴列维时期相提并论。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维时期工业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业产值中，依然有六成来自巴列维时期建立的工厂。
由此可见，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并没有错。
关键就是，巴列维的改革行动进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维回到伊朗，在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下令实施政教改革，废除了多项伊斯兰教的法规，比如妇女不再戴头巾，而且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当时，巴列维甚至打算给妇女政治权力。
这项改革措施，差点就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当时。在伊朗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对改革的运动，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武装起义，巴列维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战刚刚结束，中**队依然驻扎在伊朗境内。
依靠中国驻军的支持，巴列维迅速粉碎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并且对伊朗皇家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军权。
只是，巴列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五二年，巴列维与中国等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了多分双边协议。即以开放伊朗国内市场获取外来援助。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伊朗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之举。
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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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六章 根源
大战结束之后，不仅仅是伊朗，而是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主要就是，英法等国在大战中彻底战败，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众多伊斯兰国家摆脱了老牌帝国的殖民统治。在获得**之后，这些伊斯兰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也才能避免遭受强国奴役。
当然，中德冷战也推动了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步伐。
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德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都不可能把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外，也就都需要积极争取获得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也就得满足伊斯兰国家的一些要求。
显然，伊斯兰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都需要来自大国的帮助。
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里，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中国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只是，伊斯兰革命最终证明，伊朗的工业化进行得并不成功。
问题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工业化在伊斯兰国家注定行不通，而且有失败的典型，也就有成功的典型。
在伊斯兰国家中，沙特就是成功的典型。
与伊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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