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时期或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分裂、分治的时期往往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或强加的权威思想、钦定学说，各种思想和学说、学派有比较平等的地位。儒家的鼻祖孔子虽然能吸引众多的门徒，并一度当过鲁国的司寇，但并不能终身享受“正部级”的待遇，更没有后世那样吓人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一类头衔。他不仅必须亲自奔走于各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寻求识货的买主，而且有过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窘境，甚至准备在“吾道不行”的情况下跑到海外去。而其他学说的代表人物当丞相、作大将的不乏其人，佩六国相印者也往往有之。在五四时期，儒家学说虽还有相当浓厚的基础，但已经失去专制政权在法律上确立的特殊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都还处在传播阶段，没有哪一种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或为统治者所正式承认，所以拥有比较平等的竞争资格。
由于国家分裂，外敌临门，国民普遍存在忧患意识，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迫切需要寻求救国之道，因而风云月露的游戏文字、莺歌燕舞的升平颂歌无人欣赏，倒是国将不国的大声疾呼会引起共鸣。对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厌倦和失望使人们迫切寻求新的思想，向往新的社会。为了争取统一的主角或保往既得利益、争取生存，各政权、各地区的统治者都要网罗人才，采纳对自己有利的学说和策略，这就为各类人才和各种思想提供了用武之地。春秋战国时的各国或以纵横家为相，或以法家为师，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或以改革变法争霸主。各家人物也奔走于各国之间，不用于此却可用之于彼，今日的阶下囚或许就是明天的丞相大臣，连鸡鸣狗盗之辈也有人搜罗供养。
而且各政权、各地区之间在根本利益或具体利益上的矛盾，制度、政策上种种差异，对各种思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不同态度，客观上提供了保护伞和庇护所。同时，统治者因忙于争斗，或为了显示其开明，对不直接危及其统治的思想言论往往不予置理或无暇顾及。如五四前后北洋军阀统治区与南方军政府、各地方军阀、地方势力控制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之争，以及它们对各种具体思想学说的不同态度，在客观上都是对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有利的。而在高度统一的政权中，一旦统治者决定取缔某一学说，它就无处逃遁，受迫害的学者如不就范，就会永世不得翻身。
就物质条件而言，新思想学说的传播和产生不同于《四库全书》一类大型文化工程，也不同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一般说来并不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及大量人力和物力，所以分裂的政治状态有限的疆域政区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但这并不是说，凡是分裂割据时期就必定是思想进步、学术繁荣的时期，更不能认为越是分裂得厉害就越对思想学术的发展有利。历史上有几次分裂时期，思想学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受到极大的摧残，如西晋末及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北方就是如此。试想，在烽火遍地、战祸连年的情况下，学者的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可能发展学术？游牧或落后民族进入中原的初期，攻城掠地犹恐不及，岂会顾及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
结语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指出以下一点仍有必要，尽管读者们可能已经体会到了。
昔日的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消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因此，本书对统一行动及统一时期的消极方面的批判丝毫也不否定统一本身，对分裂社会中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也绝不意味着对分裂本身的赞颂。
最后，我还要重复引言中的意思：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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