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奸邪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所以裴矩于隋炀帝时乃是一名媚臣，但事太宗，却是敢直能言。那时唐玄宗文治武功达到极致，不思进取，疏于政务，这才给了李林甫的机会。因此封建治国，首先是君道，其次是臣道。臣想起废后与杨尚二美人一案，当时臣内心之处与群臣持意见多有相违背之处。夫妻之乐也是人伦的基本。故诗经将关雎列为其首。比如臣的一妻三妾，相互尊重，相敬若宾，臣无论多辛苦，一旦回到家中，其乐融融。这便是慰籍。陛下是人君，是天子，但也是人，不是不进人间烟火的神仙。后宫和睦乃是天子之福，天下之福。但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因为古今往来，多不乏人君留恋美色，而不顾政务，使国家走向灭亡的法例。因此作为天子，因知道节制之道，轻重之道，可以享受人伦之乐，但不可以疏怠政务。”
“郑卿此言颇得朕心。”赵祯叹息道。
“不过人人皆有爱美之色，臣下弹劾，也是对人君的时刻提醒，陛下应当鼓励也。”
“不错，更有理。”
“其实疏于政务，不仅有美色，还有游畋无度，爱好器物，或者长生之术等等。作为人君，不能留恋美色，还要注意更多的事项，不能重用外戚与宗室。宗室有名份，一旦重用，国家恐多有变，不仅西汉七王之乱，还有宋齐梁陈南四朝，亦为此故多乱。外戚虽少名份，可与内宫能相互勾连，故有杨坚取周，王莽篡汉之举。还有，内侍原先产生是宫中多事，宫娥柔弱，于是阉割男子进入宫中服侍，但有的内侍陪伴人君长大，甚至还替人君登基出谋划策，故史上多有太监得势。可他们终是阉人，心态正常的少，又没有接受士大夫的正统教育，往往又成为乱政的弊端。人君之弊莫过于疏怠政务，未必人君全部是贤明圣主，但做比不做好，一旦不做，便给李林甫之流最大的机会。臣说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其中人君则为表率，楚王好细腰，天下多饿妇。人君的榜样不可没，大臣可以优待，但作为人君，不可流恋享受安乐，古今圣君，莫过于二字，节俭也。人君为作天下之主，总掌国家大权，更需节制，不能好高骛远，强求天道，遍用方术人士，大肆封禅，拜神祭鬼。此乃先帝执政时最大的污点，否则先帝之德，岂不是圣君乎？才能有高有低，但只要做到这几条，纵然国内就是有奸邪，也诞生不出奸邪茁壮成长的土壤。”
“郑朗，此言谬矣。”富弼说道。
“非谬，诸人说吕夷简是奸邪？是否是奸邪，过几年富兄可以再想一想。大家要持公正之心，观一人，要观其所长，观其所短，两相权衡，再去评价。不然，我再举三人，请富兄评价。姚崇、张说与寇莱公。”
“请郑相公评价。”
“姚崇好弄权术，为人奸诈，这一点颇似吕夷简相公，但是为政务实，勤政爱民，不失为一位贤相，正是有了他，为开玄盛世打下厚实的基础。再看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爱贿赂，自傲其大，百官凡奏不合格者，立即叱骂。并且气量狭小，姚崇生前与张说有仇，害怕子孙被张说报复，设计让张说替姚崇写碑文。后来张说反悔，但索回碑文已来不及，气愤地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轻轻一笑，而将恩怨揭过。可见其人秉性。然而此人文武兼资，明于政体，改革许多不合时宜的政治军事制，故史家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然后再说寇莱公，为人刚愎自用，喜爱夸功，目中无人，奢侈无度，最让人失望的是他对南人的厌恶，每朝廷得一北进士，便喜，得一南进士便恶。天下已经大统，北人直爽武勇，可为国家栋梁依背，南人多智勤劳，故南方多富，以为国家经济。相互生存依靠，这才是立国之道也。何来南北二分之说？若那样，朝堂上用了多少南人为臣？可是若没有寇莱公力排众义，与先帝亲临澶州城下，恐怕如今连臣事宋朝或是契丹都未必可知也。”
这一番话很发人深思的，若说姚崇、张说与寇准不是贤相，这世间恐难再找到所谓的贤相之人。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若是只看到缺点，不能看到优点，唐朝四贤相，前房杜后姚宋，那么姚崇都不能担任宰相，又用何人为相乎？陛下，刚才说夏竦，能否容臣评议夏竦。”
“准。”
“夏竦是前朝贤相李沆推荐的，先帝时林特为媚先帝，提出在上林苑中修建复道，连接玉清昭应宫，李溥提出将海上巨石搬到会灵观池中建三神山，当时朝中群臣迎合先帝，包括王旦贤相在内无一人敢于进谏，只有夏竦上疏反对。其人礼待属下，庞籍为他下属重病，因其贫穷请夏竦替他办理后事。夏竦安慰道，你不会死，以后还会做穷宰相。庞籍不解，问我做了宰相，还会穷吗？夏竦说道，在宰相这一级别中，你算是最穷的。”
这才是真实的夏竦，有好有坏，坏的时候让人咬牙切齿，好的时候同样很温暖人心。
继续说道：“襄州大旱，夏竦打开仓廪放粮，又向全州富人筹粮，生生救济四十多万灾民。先帝赐谕褒奖，襄州百姓将诏书刻成石碑，至今还在襄州城外屹立。知洪州时，看到巫术害人，加以取缔，勒令近两千巫师改归务农，或者攻习针炙方脉，陛下还因此下诏，更立重法，于是江浙以南邪巫渐渐禁绝。即便在陕西，也有功有过，任福轻敌兵败，众皆恨韩琦，唯独夏竦替韩琦说了公正的话。陛下，一个人成长道路对他的一生性格会产生必然的影响。比如臣自幼生养在富贵之家，几个母亲对臣十分痛恨，因此臣性格安和。范仲淹最苦，于是性格高洁若雪。夏竦则是一个弃婴，养父夏承皓无子，捡其为子。后养父与契丹作战而亡，其家中落，因此其人喜富贵，留恋权位，性格阴柔，这才是刚才诸言臣弹劾的原因所在。至于他会不会成为奸邪，臣不知也。但知认为奸邪二字不可再提。圣人之道，谁都会，谁都能谈，若是每一个人都穿着圣人的外衣，攻击对方为奸邪，陛下，那时候朝堂恐怕不是现在的朝堂！”
第四百四十七章 地狱之门（下）
无论贾昌朝或者是富弼，都不能完全赞成郑朗的话。但不得不承受郑朗大部分是对的，并且也符合郑朗的性格，他性格总体很温和，说出这番话并不奇怪。
其实郑朗用意长远，后来分成新旧党，你是君子，俺也是君子，那时候的党争远远超过现在的党争。宋朝分裂便开始！
郑朗又说道：“臣以为弹劾可以，就事论事，动辄用奸邪压顶，只能加深诸臣间的仇恨，非为国家之妙也。况且国家产生那么多弊端，西北苦战数年，民不聊生，这么多事务要解决，不如多做一点实事，使国家变得富强，是忠是奸，看谁对国家有贡献便知。陛下，诸位相公，这是臣的愚见。”
说完闭上嘴巴，不再说。
但这句话深得赵祯喜欢，是啊，朝堂上养那么多大臣，还是真的养，那一个朝代象宋朝这样厚待大臣？这是用来治理国家，爱抚百姓的。不是养这么多大臣来吵架的。
这时杜衍说道：“郑学士所言颇有道理，依臣之见，天子之德，是德被天下，厚待万民。只要心中爱抚百姓，奸邪自去。”
郑朗不想说的，再次忍不住开口，说道：“杜相公之言更是有理，心有天下万民，乃是根本所在，不仅是人君，还是臣子，必须胸装天下黎民苍生。可这个民不是士大夫的民，而是真正的天下百姓。士大夫幸福了，外戚宗室贵族幸福了，天下百姓不幸福，揭竿之事，依然会发生。奸邪不必去争，如何使国家变得更强大，百姓更富足，此乃君主与宰执之首责也。”
赵祯沉吟，最后说：“就依诸卿之言，着范仲淹与韩琦先假使相之职，领手西北事务，等到与西夏和议结束后，召回京师。”
不必再争了。
起身回宫，派人送信给夏竦，老师，朕很抱歉，你还是到亳州报到去，再做几年地方官吧，朕也吃不消啊，在早朝上差一点让王拱辰将朕的龙袍都拽破了。
都堂里还有争议，富弼说道：“行知，你不能偏袒夏竦。”
“我没有偏袒夏竦，否则言臣弹劾时，我就站了出来。而不是在都堂里说。彦国，你如今也是副相，不在是言臣，做为宰执，首要前提便是包容。我在西北也多用人，而且是武将。狄青器量略小，种世衡用计阴谲，张亢与他很少打交道，只是交接时说了一些话，然而看他在府州，行事直接，不作长远打算，所以才与许怀德结怨，不遮不掩散发仓廪，图招言臣弹劾。王信勇猛，可是要求严格，连刘平被俘都不能容忍。张岊粗勇，挟勇犯险。王吉也有张岊的毛病。这些人的缺点那么明显，可我一一用之，并且仔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才有了平羌之捷、石门川之捷、阿干城之捷与定川寨大捷。我也不好，少了进取精神，缺少大气魄，行事多算计。可因为一个听与一个容，侥幸却取得不错的政绩与战功，彦国兄，你要三思啊。”
是富弼，郑朗耐心地劝了劝。若是韩琦，他连这个口舌都懒得浪费。
而且所料不错，马上就有大事发生。
起义啊！
不然他为什么将所有女真人带回京城？
而且他也渴望这次起义，不起义就不能惊醒君臣，才好实施下面的一个变革。
但又不能让起义糜烂，那么以赵祯的性格，不是变革，而是增加冗兵。这中间的唯妙，只有自己一个人才能掌控，做不好，国家负担更重，做得好，一年将会替国家省出近千万贯的开支。那么几年下来，国家财政便会变得良好起来。比起这件事，朝堂上这滩烂口水算什么？
夏竦接到赵祯的通知后，呆住了。
他前思后想，不对啊，俺们没有对不起君子党。
君子党与吕夷简斗来斗去，俺一直度之事外，与我没有半点关系。相反，倒是君子党对不起我。在陕西我说过要增加土兵，不然力量太弱。却被杨偕等人一再讥笑。这几年证明谁是对的！是我对的。
再说无论庞籍，或者是韩琦与范仲淹，包括郑朗，这些君子党首领，俺都待之不错啊，甚至待之有恩。为什么将矛头一再指向我？包括从陕西贬到蔡州做太守。这次贬得更远，贬到亳州！
这是为什么？
想不明白。
而且他五十八岁了，再到亳州呆上几年，难道老死在地方上？
并且他在创造宋朝一个记录，最快的贬官记录，还没有赴任，便被赶了出去。如郑朗所说，他是一个弃婴，身世凄惨，至今连亲生爹妈还没有找到，这注定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受不得半点刺激。
但他很有计谋，对赵祯说，俺老了，赶了这么远的道路进京，能否让我进京休息一会儿。当然这更遭到君子党的嘲笑，从蔡州到京城能有多远，你不是扯么？果然是一个奸邪。
可是他年渐高，人生七十古来稀，近六十岁，在古代也算是年高的人，有许多大臣只活到五十多岁，就被阎罗王请去喝茶。对他的请求，大家不能再说什么。
在京城他将所有弹劾书奏拿到手，看完后愤怒异常。
没有找郑朗，此人十分聪明，知道郑朗委婉地说了公平话，在这种大环境下，郑朗已经很不易。自己找郑朗，只会给郑朗增加负担。但连夜写了一篇奏折，只得到一句答复，老人家，你少说点废话，不如多办一点实事，来洗涮你的骂名。
夏竦气得跳起来，这是那一门君子？大家同朝为臣，居然如此凶残暴戾的对待同僚。即便唐朝牛李之争，也比不上这群君子们的手段。即便是西夏人，他们还想和议，敢情自己才是他们的生死仇敌啊！
但这还不是过份的，另一个大学者突然爆发，这次彻底地将夏竦钉在历史的耻辱铁柱上。
石介。
随着韩琦与范仲淹的任用，看看朝堂上的诸位大佬，王举正、任中师不能算，他们是打酱油的，王贻永是外戚，一个老实低调的人，连郑朗当着他的面说外戚不得重用，他都一声不吭，所以没有人嫉恨他，也没有人注意他。但其他人呢，晏殊、章得象、贾昌朝、郑朗、杜衍、富弼与范韩二人，再加上台阁的言臣，好多好多星星。
石先生激动了，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庆历圣德诗》。
大意是皇上忽然做雄起哥了，从内宫那些美妹怀抱中走出来，终于准备振兴宋朝，躬揽英才贤才，手锄奸邪，六合震摇，乾坤动荡，雷霆大发，昆虫徘徊，奸怪藏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用了许多贤才，章得象与晏殊重慎徽密，贾昌朝是一个大学者，学问刻洽。一略而过，最难得的是范仲淹与富弼，大夸特夸，两人一夔（夔去草字头，打不出）一契，不是千古良臣，而是上古良臣。再到杜衍，事二朝，心如一，操守完美。韩琦有奇骨，可以做大事。御史更不错啦，有蔡襄欧阳修等人，从此君王听到的全部是直言，不再有人小蛊惑人心。（原诗很长，附于作品相关里，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去看一看）
赞扬就赞扬吧，可他诗风一转，又来了一句，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拨。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时候谁除去了，只有夏竦，夏竦不但是大奸，还是妖魃。
此诗一出，赢来的不是喝彩声，首先与他同样在儒学上齐名的山东孙复说了一句：“石介，你的噩运便从这首诗开始。”
石介还不明白。
同样不明白是君子党们，石介哥，你在搞什么啊！
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便打压，也要适可而止，就象郑朗所说的有法有度，有一个度的。不能玩过火，那有你这样玩的？
郑朗也在看这首诗。与原诗不同，诗中也提到他，但因为自己与他有恩有怨，弹劾过他，又提拨过他，石介只是简单的一带而过，略做了一些夸奖。
后来苏东坡对此诗十分着迷，但他不知道这首诗打开了一扇门。
往近里说，为党争增加了一个大大的筹码，加剧两派的仇恨，给改革派们增加了无形中的难度与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往远处说，石介打开了一扇通往地狱之门。
使宋朝滑向地狱的大门，正式从这首诗开始敞开。
而且他想到了一件事，这首诗出现，党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