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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度未确立，有许多弊端，正是因为许元的出任，为发运司扩张职权，确立籴买代发这一进步举措打下基础。甚至这种漕粮购买的方法为王安石以后的均输法提供了依据。
均输法步子迈得太大，漕粮购买却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不仅是购粮，北方旱情如火，还有船。漕船多是官办，也有少数是私办的，官办的抢时间，私办的只顾谋利，因此溯江而上的运粮船有许多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的损失。
自古以来一样，沾到官方的，宋朝也不乏豆腐渣工程。
许元怀疑造船工匠与船主勾结，偷工减料，少用了铁钉，但没有证据。船坊主则认为木已沉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许元仗着官府的势力欺负百姓。面对众人的指责，许元突然来到船坞，拖出一艘新船，当场放火烧掉，从灰堆里拣出铁钉，全部过秤，发现只有用钉量的十分之一。许元大怒，立惩船坞主，杀一儆百。并以真实的用钉量作为今后每艘船的用钉量定额。从此工匠不敢再偷工减料，运粮船源源不断抵达京城，一路上也很少再发生船舶负重散架沉船的事件。
于是史书将在一定时间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或制作一定的物品花费一定的材料，称为劳动定额与材料定额。
这是经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不过这也是宋朝，不以商为耻，包括欧阳修等士大夫，对许元极其欣赏，甚至相互和唱诗作，关系良好。不但此人有经济学的头脑，变通能力也十分突出，以前担任丹阳知县时，正好大旱，按照规定，当地练湖的湖堤不能开决的，以保证运河畅通，因此盗决湖者，罪比杀人。许元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引水，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上面责问，他说了一句话，便民，要怪就怪我一人。
正是此人在江南时任此职十三年，不仅改革了一些漕运制度，也将六路财赋顺利地送到北方，使宋朝得到一个最强大的倚靠。在世人心中，皆关注着欧阳修、包拯，但在郑朗心中，此人对国家的贡献作用，远比前者更重要。
没有范仲淹的推荐，郑朗也打算向赵祯推荐此人。只是借钱现在变得很困难，宋朝有钱的主很多，京城最少就能筹借一千万贯财帛，然而谁肯愿意再将钱借给朝廷，因此拖了很久，才将五百万贯钱帛凑齐，赵祯又从内库拨出一百万财帛，一共六百万贯交给许元。
钱多有底气，可任务比史上重，不仅是京城的粮食，还有山东的粮食，以及陕西的粮食。
许元上路了。
郑朗却在想一个问题，识人之能与用人之能。
牛人，眼睛也是牛眼睛，巨眼如烛，范仲淹的识人之能，天下无几人能及，比如武将中，他说葛怀敏不行，葛怀敏就不行，垂青狄青、杨文广、郭逵、种世衡，无一不是名将。所看重的韩琦、富弼、许元等，无一不是文臣中的杰出者。
但是没有用好人，马上就能看出来。
这一点与吕夷简颇有些差距，吕夷简什么时候用什么人，包括重用推举范仲淹去西北，富弼出使契丹，都是用人的最佳范例。然而范仲淹力荐韩琦却是一个败举。
也许从这一点，就能看到德操，就能看到两者之间治国的真正差距。
宋朝，依然水深火热。
五月是江南的黄梅时季，北方受其影响少，但五月也是北方多雨的时候，然而老天一直不下雨。赵祯幸相国寺、会临观祈雨。然后在都党对辅臣说道：“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因朕不德所致，但每天禁中疏食、精祈、引咎而己。”
绝对不是虚言。
士大夫们每天美酒佳肴，或偶尔大泡美妹，赵祯在皇宫中每天三餐却是不见荤腥。再加上批阅奏折，熬夜不进食物，身体越发的差。
郑朗低着头不说话，心中却在感慨万千。
章得象说道：“陛下奉天爱民，至诚如此，臣等备位衡弼，不能布宣善政，而过贻陛下之忧。”
如果是君子，章得象倒更象一个君子。
不是陛下的错，陛下做得很好了，以至今天，是我们做大臣的没有做好，使陛下担忧。问题的真正关健就出在这些士大夫的身上。
赵祯说：“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当不留意，只是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必行之。卿等必须持公心咨访，以合天意。”
范仲淹说道：“臣亲闻德音，谓屡有灾异，当修德以及民，并诏臣等谨省刑法。此圣人忧畏之心，合于天意。臣今天修奏数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斋式发诚，特降诏命，明言灾眚屡见，敢不罪己祗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疏决刑狱，非害人者悉从减降。三，诏天下州县长吏，访闻民间孤独不能存活者，特行赈恤。四诏逐处籍出阵亡之家，察其寡弱，别如存养。五，边陲之民被戎马驱掳者，量支官物赎还本家。六，诏诸处欠负已该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违者，官吏科违制之罪，遇嫠不原，仍差近臣置司与夺。陛下若力行此数事，下悦民心，上合天戒。以前商中宗桑穀共生于朝，懼而修德，抚绥百姓，三年而归者十六国，号为中兴。陛下今日因灾修德，则福乃兆人，道光千载，天下幸甚。”
有几条也是当务之急，可是其他几位宰相听后一个个默不作声。
都想替老百姓做一些善事，关健国库那来的钱帛？
郑朗说道：“陛下，灾害变多，也是人为所治。唐朝白居易诗说长江之水春来如蓝，臣在太平州呆了近四年时间，春天水虽绿，但也没有绿到如蓝的地步，其他时季更是滔滔浑浊，挟杂泥沙。自汉以来，只要是大兴王朝，人口皆几达近亿兆，过度开垦，过度放牧，又滥砍滥伐山林，水土流失。于是旱情越来越重，昔日大非川在唐朝时还是天下最好的牧场，但臣与瞎毡交谈，今天大非川已经多戈壁滩，早就看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不但旱情，还有黄河，几年前黄河决堤，一度几使天下败坏，恐怕日后黄河还会有事。”
“行知，不可乱说。”章得象紧张地说。黄河再来一个大决堤，国家不用与西夏人作战，也要自我瓦解。
“我说的是将来，今年若是黄河能泛滥成灾，都不必为旱情发愁。”但郑朗也没有想出什么良策，鼓励植树，是官方植还是民姓植，钱从哪里来？树未植多少，反而会浪费大量钱财。
或者轮伐，北方树木生长缓慢，有的树木最少二十年时间才能勉强成材，有二十年辰光，制墨伐松，取暖要烤火炭，做饭要烧柴，压缩到另外一半，恐怕早砍成秃山。
或者承包给私人，一旦那样做，荒山未必承包多少，倒是长满树木的良山成为豪强新的谋财工具，老百姓更苦。况且北方两大河系，海河上游在契丹，黄河上游在西夏与吐蕃，谁听你的？
郑朗自嘲地一笑，自己说的话比范仲淹更加营养不良，还是求雨吧。
下值后郑朗来到范仲淹家中，说免役法的事。
范仲淹很高兴地接待，还让范纯仁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肉与水酒，他也是一个与赵祯一样生活极其苦逼的人物，平时三餐很少见荤腥，能在范仲淹家中吃到肉，那是贵客临门才享有的待遇。
每每看到这种情形，郑朗都不知道怎么说。因此吕夷简更苦逼，任何人能说得起，包括韩琦在内，但他就说不起范仲淹，是一生的最大政敌，可德操太完美了，几乎无懈可击。
“行知，你来得正好，我才来京城不久，有许多地方我不明白，今天正好问一问你。”
“我也比你早来一个多月，恐怕许多地方我也不大明白。不过我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与你相商。”
“什么事？”
“免役法？”
“就是它。”
“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免役法经过郑朗再三改良，张方平与韩琦、范仲淹又提供了参考意见，从理论上无限的接近完美。并且到最后上奏时，郑朗还将法度二字融会进去。
王安石免役法是经过多次局部实施考察后才落实下去的，也考虑到地区的差异。但做得不完美，比如缘边地区与贫困州县，要么兵役劳役太重，要么财政困难，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以财代役。这是免役法产生纷争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主动将它抛弃出去，割舍不实施。但还存在地区的差异，广德军一人一年给二十贯钱，假如一家人口不多，勉强就能温饱。可是只过几百里，在杭州城内，这个钱养活一个人还不够。
于是粗划为五个等级，但每一个等级设置一个标准，高低有着一些悬殊。再让每一州府自己斟酌，用差役多了，官府为便，可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不会同意，征得少了，官府不便。给差役薪水多，差役高兴，还能为朝廷增加财政，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又不会开心。给得少，差役不同意，甚至都没有人同意参加。官员为了政绩，要做一个表率给朝廷看，所以会多征衙前，给衙前丰厚的报酬，但作为富人的代表官吏们又不会同意这样做，而是希望向相反的方向进行。
这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每一个州府实行自我调控。外加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低于这个标准，都会出现麻烦，那么上报时朝廷不同意。并且杭州与太平州实施免役法也有好几年辰光，替朝廷积累了一些借鉴的经验。有这个标准控制，就不会出大纰漏。
因此，理论上这是一次比较完美的变法。
朝廷似乎没有得到多少的利，变法的目标也不是让朝廷敛财的，而是要便民。但实际上将许多中产阶级解放出来，让他们经商、办产业或者种植，这才是健康的经济增涨。也给贫困百姓缓解压力，朝廷用意是好的，让三等户以上来应差，事实到了地方上，官商勾结，都能强行让六七八等赤贫百姓无薪应差，以至家破人亡。这是隐形的，不容易看出来。
但有一条却能看到实效。
厢兵。
王安石变法将目标集中在敛财上，郑朗变法将目标定在便民与节冗上。因此主题思想不同，郑朗是有意利用此次免役法节流厢兵，使厢兵从兵变民变差。不能说全部罢除厢兵，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大灾荒时收留灾民为兵，减少流民，会让农民起义大爆发的机率无限下降，也给灾民一条活路。地方上还有一些劳力，有厢兵在可以修修补补。还有缉拿盗贼，真正战争来临，不能指望厢兵，马上就能看到，但能吓唬一下。又能从厢兵中挑选一些骁勇者，进入禁军，增加禁军的战斗力。
可是宋朝厢兵数量太多了，在郑朗心中厢兵数量最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最好。减少了二十万厢兵，至少一个盐专营所带来的财富便省了下来。一有灾害爆发，又可以立即吸纳几万名厢兵，灾害过后，重新节流。象去年厢兵最高峰时几达五十万，怎么吸纳？
事实也取得一些效果，自去年冬天实施后，前后裁减八万厢军，若是国家太平下来，西北劳役减少，还能淘汰三四万厢兵，没有达到郑朗的目标，也算是不错了。
但就是这个完美的免役法出现一个很大的弊端……
第四百五十三章 悲情的雨
郑朗想的是好，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先实施之前设一个浮动，实施时豪强不满，争，吵，没有关系，可以在这个浮动标准里退让一步，就象买东西，开价还价，还了一点价下来，顾客心里面便有了满足感。若是一分钱不肯退让，除非品牌才有这个资格，但相对于这些豪强，朝廷未必是让他们完全退让的大品牌。
连心理学都用上。
似乎效果也不错，陆续的实施，吵了一段时间，并且这几年差役很辛苦，各州县渐渐安静。
几个提议的大臣心中皆松了一口气，也怕。
但是危机也就在几个月后产生。
郑朗仍然疏忽一个问题，王安石实施免役法时也在实施另一条变法，方田均税法。
真宗时朝廷最高统计上来的耕地面积达到五百多万顷，赵祯朝时最低萎缩成二百三十万顷。这三亿亩耕地到哪里去了？不是荒芜的，相反，最少增加了五千万顷新的耕地。之所以减少，全部隐占，之所以隐占，是为了逃避税务。
这个现象很不好，宋朝税务转移，最高时税务达到一亿六千万贯，而两税不到五千万贯，也就是两税在税务比例里只占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不象其他朝代，几占百分之九十。
但也是朝廷税务的重点所在，这些税不敢少，只能往不敢瞒田的中小农民身体摊派，所以逼得王安石实施了方田均税法。现在户部没有统计，郑朗估计了一下，朝廷实田最少有六百多万顷，报上来的顶多一半。
没有敢动它。
现在郑朗岁数太小，两党交战，不是改革的时候。
就是如何改，郑朗也没有想出办法。
可正是因为此点，影响了免役法。
这次改良免役法实质很温和的，最大限度照顾了豪强的利益，包括税务按照各个等份逐步减半，而且新法简便，朝廷只要根据以前的税赋情况将州府以及等份与标准划分下来，然后交给州县去处理，活动空间大，自由度强，令法也变得简单并且不呆板。又拉拢了韩范二人，这二人是君子党的首领，连吕夷简都退避百舍，有他们呼应，在这时候君子党也是最势大的时候，支持的人多。
可以说对时机与政局抓得极到好处。
然而依出现麻烦。
麻烦便是在计算财产上，除去耕地的牲畜不计算，房舍、田地、作坊以至船舶、车辆等等，全部要计算的。其中耕地财产在明处，成为是大头，因此一部分豪强进一步大肆隐田。
虽纳的免役钱很少，越有钱纳的钱看似多，实际比例很少，到了十万贯以上的大豪富仅税统计出来的财产百分之零点二三，差不多仅接近城郭税。但豪强们依然不满足，正好隐田，不仅逃避免役税，还可以逃避两税。于是隐田风头更烈。
可是一州府所征的免役钱总量是不变的，即便浮动也不会很大，于是再次将免役钱摊派到三四等户上，甚至五等户也遭到波及。也就是发展下去，免役法与它初的目标相背不提，还影响了国家的两税。
“难道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