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件事铺做前题的，但先前一奏主要还是讲裁军。边上诸军人员，有很多是年老病患不得力之人，要早行选择。请朝廷于都知、押班以及近上内臣，选择差谙知边事者三人，二人前往陕西路，一人前往河东路，勾集管下屯驻、就粮诸军人员，共同拣选，如有年高、手脚沈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带，及愚戆全无精神不能部辖者，开坐申奏，发遣还阙，别与安排。再拣选武艺高强得力之人，升一两资，先行权管，再旨诏依本资叙迁，将校得人，士卒增气。
范仲淹又单独上一奏，做了补充。
臣看到朝廷派禁军屯边，内有诸处乡军以及贩卖商人，南方诸处增加的厢兵，各指挥内又有小弱怯懦之辈，道路百姓看到指笑。及到边上，不堪披带教阅，虚破禁军诸般请受支赐，浪费钱粮。今天又拨兵五千人前往秦州添屯，陆续有诸军于边上替换。秦州添屯是韩琦弄出来的事，韩琦此时后来悔莫及，但是他说的，于是默不作声。
范仲淹照顾战友的脸面，没有点破，未说对否。继续说请求朝廷仔细拣选，小弱不堪披带之人，不能让他们发边。所有年老患病之人，与剩员安排。各指挥人员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也要拣下来，别与安排。各指挥十将内，挑选得功并武艺高强者，升一两资，权管勾当。如本指挥内十将内无可选拣，即于指挥内选拣，权管补填勾当。所定武艺高强，以弓弩、斗力及射术判别。
这些郑朗已在泾原路一一做过，但郑朗只做不说，当时战争危急，一干大佬在京城哭笑不得，只有任由郑朗在西北蛮干。
但郑朗不仅是拣选，还有练军，一边训练一边拣选，于是泾原路军队战斗力渐渐形成，隐隐成了四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可郑朗的方法范仲淹不能照搬，那是依靠市易带来的财帛支撑的，全国不可能学习泾原路的做法，没那个财力。
另外不同的是裁军扩大到了整个陕西与河东。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不知道郑朗用意，郑朗之所以去灭定王伦，也是想使范韩二人之策得到实施，但郑朗的计划更庞大，他的目标是整个宋朝军队，禁军、厢军、乡军、蕃兵。
对宋朝所有军种进行一次大手术！
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一旦成功，最少裁去三四十万以上的禁厢兵，一年为国家节余一千多万以上的军费，并且使整个宋军变得更强大。这次，不仅将与反对派与保守派争斗，有可能还要竭力说服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的赵祯！
只要这件事做完了，郑朗就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此时在朝堂上生存太艰难。若是庆历新政真正发起之时，弄不好自己会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不过欧阳修又扮演了一次不光彩的角色。
对欧阳修的评价，郑朗不是很恶，他的私心绝对没有夏竦重，不能说欧阳修大公无私，凭借他永远不批评皇帝这一条，欧阳修的德操便有了很大的问题。
但没有夏竦那样腹黑，相对于司马光，也要好一些。
可欧阳修最大的毛病便是自以为是，又没有吕夷简那样的眼界，又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且一昧坚持要别人听从他的意见。他学问越大，这种自以为是的戾气带来的危害越重，侥幸是赵祯朝，对赵祯郑朗此时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他无为而治，实际有为，只是手段高妙，包括宋朝发生的无数起重大危机，被赵祯于无形中化解，也包括党争，党争在赵祯朝便很严重，却没有形成危害，是因为赵祯用一些高超手段无形的化解。所以欧阳修带来的危害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
宋神宗是好的，也有开创精神，可他缺少赵祯的手腕，于是让王安石的横冲直撞与司马光的腹黑形成严重的党争。
但欧阳修却在时时刻刻起着破坏作用。
本来韩琦与范仲淹上书引起赵祯注意，偏偏欧阳修又上了一奏。说了郭承佑的事。
朝廷以郭承佑为镇定路部署，但臣以为国家用兵五六年，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其失安在？不能说宋朝是战胜国，尽管郑朗两次大捷，将萧关以南领土全部收复，但在以前这里便是宋朝的领域，只是没有真正管辖，不算开疆拓土。几次战役严格意义是防御战，而开战之初是出征，是剿灭西夏，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欧阳修说挫尽朝廷威势也有几份道理，一个小西夏，仅七十余万户，不及陕西一路一半人口，打得如此艰难，胜也是败。
为什么呢，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用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每有除拟，问于大臣，则说，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至塞人言，说，那你认为谁可用乎？臣常闻此言，退而叹息，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
说得有理，天下有人，可欧阳修你敢不敢用，比如张元之流，没有中第，却有些歪才，还有市井商贾贩夫之辈，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英雄豪杰，但他们不是科举出身，真用了，欧阳修以自己为正统的士大夫，会怎么说？
相比于用人，王安石虽激进，但说法倒更有积极意义。欧阳修只能是空谈，一个用外戚宠臣做重臣，一个用科举文人做重臣，效果是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而。
又说葛怀敏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说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谁说的，只是范仲淹说过葛怀敏不可用，郑朗知道不可用，但未说，何来天下人？继续说下去，承佑庸碌之材，不及怀敏远甚，在澶州只知道筑城，差一点生起兵变，岂可当真定一路？臣以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佑非才，议者不过说，例当叙进，别无人。今天契丹生心，祸端已显，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驰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此除改，谁不惊忧？
让朝廷将郭承佑贬迁他处。
郭承佑是真的很无能，但这篇奏折不能这样写，简单说一句，真定路乃北方要地，需要派一能臣驻守，郭承佑能力不足，换一人吧。相信赵祯也会听进去。
赵祯也听进去，改罢郭承佑知相州。但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前面欧阳修说西北是疥癣，起义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又说契丹是心腹大患。但赵祯不是傻瓜，契丹人是有敌意，可没有西夏敌意深，起义也是多因为旱灾加上以前重敛引起的，倒底谁才是国家心腹大患。就这点财帛，往哪里放？
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也就是做赵祯的儿子，但坚决不做宋朝的臣子，晕，晕，晕），而且大肆勒索，变成可怕的十一条。
居然朝中还有人真的想同意，这个人还是一个超级大大佬，当朝首相——作好词的首相晏殊！
第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二）
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还别说，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俺们花了钱，就是买安的，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后来发生一系列误会，虽无伤大雅，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
还有，他越鼓吹契丹入侵，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他的想法是这一句，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敢自专。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倒是主和遍地皆是。大抵是假的，他的想法是真的。
总之，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
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急啊，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但没人对他说，能不急吗。（我大笑，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是让人感到很搞笑）
朝廷这样做不对的，汉唐故事，大事必须集议，示广大，不能自狭，谋臣思公共，不能自专。但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不想人知道，可处置乖违，又怎能掩瞒？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收众善之谋，元昊请和一事，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
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你直接说是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交，管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瘠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
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
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颛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臣认为元昊此事，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让他猜中。
但朝廷也不会从，不从，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窥测将相勇怯，观念国家强弱。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之惧，次者恐遭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