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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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第8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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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一废,会产生很大的反对声音,各种籴茶,朝廷未得利,实际得了利,下面各路官吏与巨贾,从中得到大量利润,虽不及钞法行茶之巨,利润也不小。

只要前面一执行,后面会掀起盖天的反对舆论。

对第三条进行完善,废掉所有相关茶的场,货务,以及禁榷茶种,包括腊茶在内,一起实施通商法。

为什么保留部分茶种禁榷,也是因为陕西需要钞粮,故郑朗准备花一千万缗钱,让程师孟下去主修水利。第一程师孟乃是良吏,不会苛民,不会贪墨,第二程师孟对水利精通。最少可以自北洛水开始,一直到关中,增加五万顷左右的耕地,增加几百万石粮食,与茶钞粮相抵。

也就是茶叶这一块,所有官吏,豪强,大商人,别想再使什么歪门斜道了。

但实施下去,国家官吏会进一步瘦身,三司也会少了许多事务,吏轻政轻。下面还有,让宋朝冗官冗政,来个大减压。

听完了,大家一个个沉默不言,若不是刚才郑朗说了那个三道,很有可能此时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了。幸好韩琦强势的先行改革,否则此时更麻烦。

第三条,针对矾专营的。

总共五大专营,盐酒专营所获颇丰,郑朗不敢动。香专营实际朝廷很有可能仅得其中的四五分之一,甚至不足。不过因其贵重,所用官吏少,人力成本不高,获利也还是十分可观,一年能为朝廷带来两三百缗利润,郑朗没有动。矾专营不同。

矾专营自唐朝开始实施,但唐朝与宋朝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力成本,第二个就是买钞制度造成大户的垄断,对朝廷利益的侵夺。

矾产地有河东河北淮南江东两浙江南西路等地,虽不及茶叶零散,也很零散,想专营必须派出大量官吏经营,人力成本比唐朝高昂,这还不算,还有买钞制与买扑制度,豪强大户一步步侵袭,造成利润下降。低的时候一年仅得几万缗,高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几万缗,正常在十五万缗到二十万缗。也就是说除了使那些豪强们越来越富外,朝廷几乎每年抛去人力成本外,全部在亏损。不但如此,有一项专营,必须分心去管理,冗了政,还使各个矾匠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三条便是让矾实施通商法,若出现垄断高价现象,让发运司通报,于江东矾场采购,平衡矾价。

实执通商法对朝廷有百利无一害,不专营了,就可以征商税,商税不会象茶叶那么巨大,但能征几万是几万,总比亏本,又不得民心要好得多。同时减少官吏,简化政务。关健,关健是得益的豪们怎么办?

这是第三条,还有第四条,是从王安石坊场河渡钱演变过来的。

宋朝有许多坊场,实际皆是可以盈利的,然而因为小吏贪苛,中饱私囊,没有向朝廷交多少钱,相反的,上污朝廷收入,下苛低层的差役衙前,以至衙前破产逃亡,公私困敝。

因此王安石拿出自唐朝出现的实封投状制,也就是于闹市处招榜,限两月召人承买,民愿自买,听自立价,然后投入匦中,两个月后用钥匙打开铜匦,视其价高者得之。

实际就是承包制,郑朗很早就运用了,不过不是郑朗的灵感,后世太多太多,但在这时代还是比较超前。也就是朝廷仍保留着这些坊场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让给承包者。

后又扩大到了酒务。不是所有地方酒务效益皆是良好的,若是效益不大,再加上官吏贪墨,这些酒务就会出现亏损情况,但实际若经营得当,这些酒务利润仍然很可观。王安石久在地方,又用心观察,看到这一点。后来又对一些收益不大好的酒务实行实封投状法,将酒务的生产权、经营权与销售权通过拍卖的方式,拍卖给百姓经营。朝廷节约大量官吏,又安全地得到一笔钱帛,而且不要分心过问这些酒务与坊场的收益情况。

最后又扩大到了河渡,因为河渡每年需要大量渡夫,或者厢兵,担任来往客渡摆渡的船夫,还要管理船舶损耗维修,实际在这一块,朝廷仍然亏本经营。于是王安石将全国坊场河渡两万六千多处全部放开,拍卖给民间经营。熙宁九年得三百八十多万贯石匹道两,支一百七十余万贯石匹道两,净收入两百一十几万。八年后元丰七年,全国坊场河渡收入六百余万,支出一百七十四万,净收入近四百三十万。若将以前的亏损计算上,一进一出之即,能达到七八百万之巨。

最主要的实施后,简化了政事。

郑朗一一做了采纳,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坑矿。各个坑矿也有类似的情况,实施了三七分制,但执行不是这样执行的,工匠说我只采了一百斤铜,小吏说你漏报,不止,是三百斤。工匠破产了,就是实施了三七分轻敛制度,工匠们也不得不逃亡,于是坑矿报废,实际这些坑矿仍然有开采价值。因此将诸多坑矿也甄别出来,一些效率不好的,或者因小吏苛剥导致匠户逃亡的,一一进行拍卖。

买户交了钱后,以后小吏们,你们也不要来过问了,俺采一万斤,你们只能乖乖地看着眼馋。

这一条没有前两条争议大,但会让一些小吏减少贪墨机会,多少导致一些怨言。

三条变法实施下去,最少裁减五百名以上的正式官员,四五千名小吏,近八万名衙前差役,十几万户匠户役户脱离苦海。朝廷不但政务轻松,甩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包袱,还得从亏损当中解脱出来,每年至少得到五百万贯的收益。若包括坑矿,一进一出,那不是五百万,一千万也有可能。二十几万户百姓人家从差役力役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重新投入到生产当中,也是一项仁政。

但是……

富弼道:“行知,四项变革用心良苦,是谓善政,可你有没有想过,朝廷所得甚小,麻烦却很大。”

赵顼与郑朗对视了一眼,这也成了高滔滔与郑朗争辨最多的地方。

里外有可能会产生千万之数,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估计是进出相差一千万,实际执行下去,天知道呢,有可能是五百万,有可能是两百万。可造成的后果却极其严重。非是官员,官员权当今年不补缺了。第一是小吏,最难裁的不是差役与衙前,而是有点实权的小吏,裁一次吵一次。若是后三法全部执行,会裁去大批的小吏。但还不是困难的地方。主要一是茶,二是矾,彻底实施了通商法,让多少大户豪强人家受到损害?

若实施下去,再加上前两次改革的打底,朝野内外,必会吵得天翻地覆。

岂止是麻烦却很大,而是一个大麻烦,天大的麻烦。

赵顼深深地呼吸,才开始郑朗提出来后,赵顼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以为是善政,还夸奖了几句。直到母亲与郑朗产生争执后,听他们在辨论,赵顼才醒悟过来。

一个太后,一个宰相,两人的辨论,生动地给赵顼上了一堂教育课,终于他才明白,原来做事是这么难的。

郑朗讲了四法,富弼也说了会很麻烦,那么下面就看诸位士大夫态度了。

第八百五十一章 契机

富弼说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接下来必是唇枪舌剑,不过二人关系不错,而且国家到这一步,若一点不作为,那是不大可能了,所以富弼说得极其隐晦。

郑朗道:“升天之事莫知真假,即便是真,一人升天即占去很多资源,况且家人家畜家禽。”

“作用不大,动荡极大,莫若移于后缓置之。”

“时不再过,过不再来,顺风而为,有孚光亨,利涉大川!”又道:“黑长漫长,冬寒严酷,需春雷荡激,方可黎明再归,春回大地。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富弼蹙眉。

他第一句仅八字,却大有深意。

想要成道成仙,必须有众人相助,当然上去了,也要对更多帮助的人回报。在这里,此八字非是贬义词也。用意很深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上位后,对亲人,对恩人,对老师,对学生,对族人,对门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回报。其他人也会更看重培养人才。这也是郑朗修儒学当中的对立之道,上慈下爱,上仁下忠。或者是郑朗所说的恕道。

所以往往一人得势,或者获得财富后,多对他人提携,民间小说也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对其行为赞美讴歌。这个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现在郑朗所做的,似乎要将它颠覆,肯定会招来许多反对声音。

郑朗也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反对。

不是富弼所说的那种,有法有度,不排斥做适度的回报,但反对这种过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时候没有修真小说,但有一些原始的质朴理论,比如修道时要用珍贵的药材炼丹,或者不劳而获,让他人供养以便静修,千古以来修道之辈有多少,能得到传说中的升天之人又有多少?无论那一人得道,成本均摊下来,昂贵到无法计算的地步。况且带着那么多家人阿狗阿猫一道升天,又需要多少资源。

或如后来的一句民谚,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凤阳出了一个朱元璋,十年却有九年荒。

适度的回报是美德,过份回报则是对其他人资源的严重伤害。

富弼又委婉的进劝,宋朝时弊很多,这一点已得到九成九以上的人赞成,最大的就是冗政冗官冗兵,郑朗已经做了大手术。如今第三次改革,还是针对这三冗而去的,但所获远没有前两次之丰,引起的争议却巨大,得不偿失。可以往后拖一拖,不必要再度掀起血雨腥风。

郑朗又果断回绝,国家前两年皆存在巨大的亏空,全国上下焦急万分。况且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赤字。这时候无论做什么,只要有效果,都会有正当的理由。错过此节,以后国家财政慢慢回转,无论做什么都更艰难了。比如茶政,前后争执了快四十年时间,才让韩琦苟和式的通商法得以通过,然而至今还存在着争执,许多人跃跃欲试,想将榷法恢复过来。包括文彦博居然将主意打到榷铁上。

比如卦象,国家进入危险的蒙卦,必须怀持光明之心,有所作为。况且国家困窘的程度岂是蒙卦所能彰示的,既然君臣想有雄心革除,就必须用雷霆万钧之势,将所有时弊扫除。虽雷电交加,但是正道,因此震雷隆隆而来,人们惊恐万分,此后又笑语声声,巨大的惊雷声响遍百里之地,正因为此,宗庙社稷才可以祭祀延续。

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都说了出来,富弼只好做退让。

吕诲道:“郑公,朝廷与民争利,终是不美。”

与民争利,一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

章惇却冷哼道:“何谓与民争利,国家自开国以来,陆续设立诸坑矿、坊场、榷务,多达近万处,算不是算与民利争?盐茶矾酒,皆民生之物,仍全部禁榷之,算不算与民争利?郑公之举,我非未看到什么与民争利,相反的是让利于民,将茶矾之利,让之于百姓。与什么民争利?难道是少数人?就是少数豪强,自景祐以来,国家创立诸监,每年收益皆多达几千万缗钱之数,难道岂不如茶矾之利乎?吕御史,你身为言臣,请勿颠倒是非黑白。”

“我倒是以为诸监乃是互惠互利之举,没有朝廷提从保障资源,诸监则不得成立壮大,若没有懂得经营之术的商户进入,诸监在朝廷经营下又会象茶政一样,渐渐败坏。”吕惠卿公平地说了一句,可话音一转:“但我也赞成郑公之举,无论是茶矾之榷,或者诸坊场之经营,原先用意也非是恶,用此增加国家收入,减少百姓两税负担。然因经营不当,朝廷未得见利,相反成了各州县苛民之举,以至许多坑矿坊场渐渐废丧。不如索性还将它交给民间经营,朝廷虽得利,其多少乃是百姓决定,不算是苛民之举。”

那怕郑朗等人有张仪苏秦的口才,都不能辨解骚动二字。骚动是谓必然。

争的是苛民与与民争利二条,一旦让反对者将这二条罪名戴上,改革必然失败。那怕执行了十年八年,颇有成效,戴上后还会被人矫改到相反的方向。因此吕惠卿及时做了补充,非是苛民之举,相反的乃是惠民之政。

五人拉开争执的大幕。

郑朗听得不耐烦,若在这里都通不过,一旦消息外出,诏令必不得成功颁发,于是说道:“我只想说一件事,诸多弊端当中,多人说到冗官,当真官员数量冗杂?我朝设官,仅从县级开始,有的小县只有一个知县,连主簿都不设。而秦汉却设到亭长。那岂不是更冗乎?非是数量之冗,乃是养官成本,与唐朝相比,几乎是唐朝的十几倍。只要这个成本下降,何来冗官之说?为何无人言之?”

秦汉虽设亭长之职,性质不同的,往往仅是一个免税罢了,多不领薪酬,国家负担很小。甚至在国用最紧张的时刻,连官员都没有俸禄,例如北魏名臣高允,其他官员或者贪墨,或者因为其家境好,官当得有滋有润,高允家境不好,又不贪污,于是一家人生活只能靠赏赐度日,几乎衣不蔽体,饥寒交迫。

这种情况下,官员家境稍差一点的,想不贪都难。于是到了唐朝,给了一些度日的薪酬,贪污仍不能杜绝。赵匡胤兄弟索性进一步的高薪养廉,导致养一名官员成本到了后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能说不好,除了一些低层官员贪污外,大多数官员还算是好的。顶多变相的增加收入,例经营,例请客收礼,前者是弊端多多的官员行商,后者是一种变相贪污,但不是直接伸手勒索讨要。官场风气至少在北宋中前期还算是不错的。

主要坏就坏在小吏身上。

非那些苦哈哈的衙前与差役,而是一些有权利的吏差,五大专营或败坏或收入锐减,还有大量坑矿坊场收入的减少,这些小吏在中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裁吏差不难,难的就是裁这些小吏名额。

还有就是士大夫羞与谈利,对这方面不管不问,或者一些官员能力小,直接被各州县小吏将权利驾空,成为一个空壳官员。这也进一步让这些小吏变得嚣张无比。

高薪养廉不错,但高得太过份,弊已经远大于利。

仅此一句,一百多名官员一个个沉默不敢作声。能坐在这里的,年薪加上各种补助最少是三四千缗以上,几乎与后世的美国总统相当。其中最高者,乃是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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