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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汇报的北洋事务局的官员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他把要求说完后，看到赵兴似笑非笑，马上老实的坦白：“女真人来得很快，开京城里围了不少人，韩大人的一位亲戚也围在其中，此外，北洋事务局许多官员也有家眷被围在城里。大人愿意出战解围，甚好，韩相公愿意向朝廷承担出战名义。”
第三百四十四章 火灾
赵兴笑着看了帅范一眼，帅范嘟囔：“我说他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罢了，我南洋事务局也有多名宋商‘被抢劫’，所以我们原本就耐不住性子，打算借保护宋商的名义寻找战机，北洋事务局愿意领这个名头，但此战的收益要预先讲清楚……”
帅范扯着那名官员，商量起战后收益，赵兴笑着拉着万俟咏，走上青瓦台的楼顶平台。
一走到外面，赵兴不禁打了个寒颤，自语：“这冰室效应似乎越来越明显，现在腊月，天气冷的冻死人。”
万俟咏摇头：“太尉大人总是丢给我们一大堆麻烦，北洋事务局的存在是为了制衡南洋事务局的，现在大人打着北洋事务局的名头出战……唉，一堆麻烦啊！”
赵兴深深吸了几口冷空气，又问：“各地的预算方案报上来了吗？”
万俟咏答：“报上来了，大约有一亿一千贯，我不打算把这些钱都拨付下去，打算按季拨放，让他们花多少用多少，否则像往年一样不还是麻烦一堆么？”
赵兴眺望着北方，若有所思的说：“明年，我们无论如何要扶持一个人上位，我打算让黄鲁直出任礼部尚书，张耒出任户部尚书，把吏部、户部先拿到手再说。”
万俟咏沉思的回答：“蔡京恐怕不会轻易撒手户部，但旧党如何，旧党怎么也该扶持上一个人？”
“范纯礼！范老大人的弟弟，范仲淹的儿子，我准备让他接掌枢密院，而后选一名关党人员，接掌工部，李诫、单锷再历练一番，也有资历掌管工部。如此一来，三省六部，新党旧党浙党三党分立，新党拿走一个宰相，也算均衡了。”
万俟咏也学着赵兴的样子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明年开始，我们要挨个审核东南事务局下辖的各个乡老议会，争取让这些乡老议会都发挥监督作用，另外，福建也要下大力气整治……”
赵兴打断了万俟咏的话：“福建大宗姓欺压小宗姓，这也是福建的多数意志，既然体现了多数意志，那就是大多数百姓的决定，我们无权用任何名义压制他们，否则引起反弹则不好说。
在我想来，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体现的是上层共和，而基层共和，就需要蓝田乡约的指引，在乡约下，官吏与乡老共治地方，这才是完全彻底的共和。唯有共和，我们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当作猴子。
有了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无论朝堂怎么乱，我们至少能保证东南半壁江山稳固。剩下的，就看我和诸君的努力了。”
说起来，自从赵兴出征回来，出征将士放假回家过年之后，大宋百姓对世界的认识在悄然变化，海事新闻报连续出了几份连载，刊登南下将士的见闻录，在将士们的描述中，大宋之外的世界逐渐清晰起来。大宋人渐渐知道，在大宋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文明，还存在另外强大的国家，同时也知道，借助文化与武力两种手段扩张，大宋可以凭借自己的贸易，将世界的财富都搜刮过来。
伴随着这种了解，也带来大宋百姓自信心的膨胀，他们对于数百年来，屈辱在辽国之下的待遇越来越不满，都想做出一种变化，而赵兴向北方伸出触角，这是大宋百姓希望见到的，他们都希望这位百战名将能够不断的削弱北方强敌，这种心态折射到北洋事务局，也就是韩忠彦突然降低了报价的原因。
与此同时，赵兴在海外遍地开花的开设自由贸易领，那些自由贸易领的治理方式也反馈到了国内，大宋本土离海外那些小岛实在太远，要治理那些孤悬海外的贸易区，大宋本国根本无法承受行政压力。但把这些海外领地方行政工作承包给商人，大宋官府只派一个名义上的总督，这种全商业化运作的行政机构，不仅不让大宋财政额外支出什么，反而轻轻松松挣取了大笔的贸易收入与赋税。这种模式影响逐渐扩散，国内某些人不免也想，这种行政体制是否也能推行到国内。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南洋事务局下辖的东南沿海地区，乡老议会的地位也越发重要，并逐渐从一个毫无约束力的地方平民机构，逐渐向握有部分行政权的实权机构转化。也因此，这一年，东南沿海的乡老议会推广的很顺利，剩下的就是需要对东南乡老议会的发展做出规划了。
万俟咏沉默片刻，有气无力的回答：“大人说的也对，众数者，民愿也。既然福建百姓接受了他们这种体制，我们也无可奈何，不过，大人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不立。现在各地乡老议会都建立了，而蓝田乡约只是个泛泛的倡议，我们是否要确立一系列的规则，来校正它的发展。”
“当然！”赵兴走到了青瓦台楼顶的女墙边，眺望着远处，万俟咏被赵兴的动作所惊醒，他也走过去眺望，他们眺望的方向，一股浓烟直冲天际，万俟咏看了一会儿，从怀中掏出一个袖珍望远镜，边举向浓烟升起的方向，边说：“奇怪，那里是……”
燃起浓烟的地方是杭州纱场。
那片地方临河，原先是利用水力纺纱，后来纱厂越盖越大，水力纺纱机显得动力不足，恰好这时，沈括主持研究的蒸汽动力纺纱机应用而生。临河的区域便改用了蒸汽动力，并不断扩建，形成了绵延十数里的大型纺织区。
赵兴在楼顶平台看到浓烟升起的时候，恰好是火势最强烈的时候，等他带着厢军赶到纺织区，着手灭火时，大火已不可控制。
“伤亡多少？”赵兴着急的问救火队长。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铜钟声，一辆辆水车正在往着火区域赶——这就是陆游与范成大在自己的笔记中所记述的宋代城市救火队，它由一个木制的大水车组成，依靠风箱水囊往水箱里鼓气，增加水量，而后喷出水流灭火。
与此同时，河面上现在已经禁止船只通行，几辆水军的灭火船正在竭力靠近岸边，利用自己强大的水泵向周围喷洒水流，依据水军救火操典，灭火船喷洒的水流不分对象，他们向没着火的房屋洒水，是希望给这些房屋降温，以便阻止火势蔓延。在水军喷出的强大水柱下，过往的人都被喷的湿漉漉的，连赵兴也像落汤鸡一样。
灭火队队长是一名退役厢军，他是在苏轼与赵兴主持杭州的时候，从筑路厢军那里退役，转入官府灭火队。他认识赵兴，赶忙停止了发抖，冲赵兴行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军礼，而后回答：“相公，太惨了，火起的时候，女工争先恐后向外逃散，许多人不是被火烧死的，而是生生被人踩死的，我们已经发现了数百具尸体，现在有三间纱厂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只能让其燃烧。
不过，相公，周围的厂房已经安全了，我们正在周围洒水，那些场子的人都跑散了，所以，下官估计，情况已经这样了，不可能再糟了……”
“也就是说，现在，最糟的情况已经出现，剩下的只是财产损失，人员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伤亡了”，赵兴沉痛的说。
赵兴与救火队长这番对话，体现的是人本思想，财产损失不算什么，人员损失却最值得人伤心，东西失去了可以再弥补，人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这番对话出现在宋代，这不足为奇，因为在宋代的商业气氛下，厂房损失，机器损失这不算什么，只要有熟练的工人，立刻就能恢复生产。而培养一个熟练的工人，却需要许久。杭州最近的发展已经使它出现了劳动力危机，要从各地招收劳动力，千里迢迢运到杭州，而后训练成熟练的纺织女工，钱财上的花费不算什么，由此耽误的时间让人等不起。
救火队长默默点头，认可了赵兴的话，赵兴摇着头，伤心的问：“怎么会这样，纱厂不是都已经改成石头建筑的吗，火势怎么还不能控制？”
原本，杭州都是木头建筑，亦如柳永《望海潮》诗中所描绘的，自从水泥这种新式建筑材料发明后，经过苏东坡与赵兴的大力提倡，杭州已基本上改为石头建筑，而这间纱厂最初还是赵兴兴建的，等他去了广州之后，将这些纱厂转手卖给了它现在的场主——五驸马唐棣。等赵兴重回杭州后，唐棣转而跟赵兴做南洋海贸，又将这座纱厂转手，给了它现在的主人、杭州富商仰充。
仰充也被淋的湿漉漉的，这么寒冷的冬天，他还在不停的擦着汗，赵兴与救火队长的那场对话听得他频频点头，禁不住唠叨：“损失大了，这下子损失大了。纱厂女工每个月有十贯薪水，这一过世，抚恤金怎么也得百贯上下，几百个人，天呐！”
赵兴鄙视的看着仰充：“百贯小钱就想打发一条人命，你以为这是奶牛奶马？每个死亡女工，至少要抚恤一万贯，你等着吧，少了一万贯，等我收拾你。”
救火队长这时插上话，回答赵兴的话：“纱厂现在虽然是石料建筑，但纱厂里针头线脑的到处都是，冬天取火困难，我估计是炉火引燃了纱团，无法扑救，结果酿成大祸。
好在这里都是石头建筑，也就是三间厂房火势很大，但却无法扩散，幸好啊幸好。”
赵兴听到这，突然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你读过书？”
救火队长一挺胸膛，骄傲的说：“相公，你忘了，退役的厢丁都要考核，我这个队长是考到手的！”
赵兴点点头：“怪不得，怪不得你说话如此文雅。”
救火队长说话文雅，而且读过书，这在宋代并不罕见，宋代一个卖香翁，一个卖帽子的，一个仆人都能成为门派宗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是个机会均等的商业社会，只要肯努力，不管出生如何，不管所从事的职业如何，都能出人头地。
仰充还在那里流汗，他喃喃的说：“至少三百万贯，天呐！”
赵兴笑了：“三百万贯，你出的起。记住，遇难的家属我要挨个访查，旦有抚恤不利的，我再找你算账。”
仰充汗流满面的说：“三百万贯，这许多年赚的钱都要倒出去，天呐，家底赔光了，家底赔光了。”
仰充说完这话，不流汗了，他眼中满是绝望的神情，眼珠四处转着，似乎在寻找着救命的稻草。赵兴望着周围惊慌的人群，忽然想起一事，他带着追悔的神情说：“应急措施，我们该训练女工们懂得应急措施，天呐，这是我的失误，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赵兴想说的是“妇女的职责”。古代也把这种妇女职责称之为“女德”。
宋代经济发展，文化普及，社会开放程度较高，随之而来的方方面面的竞争亦日趋激烈。与之相应，家族中的管理职责日益繁重，担任管理事务的主要角色之作用日形突出。而士人家族的经济来源决定男性是家族中的核心。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家族中的主要男性成员，或在外仕宦、或居家治学，难以经常管理产业、照应族群。
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宋承唐制，家庭主妇因而成为家族内部大量事务的实际主持者。这就是宋人说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基于这种情况，宋朝女德要求女子懂数学，会管账，会经营家族企业，会维持家族内的现存秩序——即“纲纪门户”。
司马光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宋代士人传颂的取妻标准是：“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宋代此类杰出女性比比皆是，比如苏轼之母程氏。王安石也曾称道他的妹妹、比部郎中张奎的妻子王氏“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皆可誉叹”。
正因为宋代这种对女德的要求，才出现了梅三娘等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而后招婿在家中，以继承家业这样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出现了类似做妾当作打工，挣下一份家业，而后嫁做良家妇的特殊现象。
而中国之外的“女德”，与中国式“女德”不同；非中国式女德要求家庭主妇既要是一位敬业的家务工作者，还要是一位护士，懂得简单的护理知识，还要知道各种救灾避险知识；同时还应是一位心理治疗师，能够治疗一些心理疾病等等。
远在中国甲骨文时代，城邦时期的希腊是这样要求妇女的——“当丈夫劳苦归来时，用一颗感激、充满敬业而且专一的心来回报他；当丈夫生病时，她应该知道怎么照顾；当灾难发生时，她知道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规避危险……”
宋以后，对女子道德的要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纱厂里的女工都是一群符合宋代“女德”的可怜女人，她们出来挣钱打工，以养活男人，抚育儿女。所以赵兴要求仰充抚恤从厚。然而，纱厂毕竟是杭州的一项支柱产业，纺纱业受到重创，杭州的赋税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赵兴在逼迫完仰充后，转而给他寻找理由，寻找政府介入的机会。
这就涉及到了两种“女德”的要求。身为一个女人，按非中国标准，她应该懂得灾后避险，以及简单救护知识，这也就是西方电影上经常出现的场面——拉出一群家庭妇女，她们个个都是合格的护士，立刻可以救护伤兵。
“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既然让女娘走入了工厂，她们就应该学会一些男人应该知道的东西，这是官府的失误，我们官府以前没有教导女娘们学会如何规避风险……”赵兴沉思的说。
仰充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浮木，他眼巴巴的望着赵兴，可怜兮兮的问：“太尉大人，您的意思是……”
赵兴摆了摆手，让救火队长先去忙碌，他沉思的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避险机构——我准备把这个机构叫做‘保险公司’，商人们每人都拿出一份钱来，存到这个公司，以便遭受灾害时，有补偿损失的机会。这不就是守望互助吗，应该是古之君子道德风范，回头官府会发布文告，倡导各行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