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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闻言，也是冷笑：“敢问张中书，若是增铸新钱便可化解钱荒，为何前朝铸钱如此之多，钱荒却未见半点轻缓？而况且，一面是公私苦于钱荒，一面却是销钱为铜，获利十倍，这又如何解释？”
张商英顿时心中暗凛，他是个佛教徒，而佛教法器中铜制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当初朝议博览会时，高强建议开铜禁，他也持赞成态度。不料现今高强将铜禁和钱荒又联系起来，由不得他不生疑心。要知道当时人的观念，这钱荒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百姓私自将铜钱销毁成铜器，因此一提到应付钱荒，第一个就会想到厉行铜禁。
而张商英出于他自己的宗教立场，却支持开铜禁，这就使得他失去了一个很传统的应付钱荒的武器。一时想不到什么应对，只得避重就轻道：“百姓销钱为铜，获利十倍，即是朝廷以国家税赋、山泽之宝，为百姓谋十倍之利。因此官家圣明，前已饬令弛行铜禁，将此利收为国有。如此一来，百姓可向官府购置铜器，也就无需销钱为铜，这钱荒岂非便无存了？”自以为自己这番对答连消带打，张商英甚为得意。
高强心中暗笑，心说解除铜禁是我提出来的，你表什么功？不过张商英如此上道，他乐得顺水推舟：“当日下官借着博览会之机向官家建议解除铜禁，也正是此理。只是铜贵而钱贱，正说明了铜是铜，钱是钱，因此钱引虽然是一介帛纸，却也能载行百货。张中书以为然否？”
张商英还没说话，赵佶已经拍手叫好：“高卿家说的透彻！钱乃铜铸。然而铜贵而钱贱，此一节朕百思不得其解，今日始知，钱是钱，铜是铜！然则钱引一纸，为何能代铜钱而行？”
高强抖擞精神，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略微解说一遍，听的赵佶摇头晃脑：“原来如此，只需通行无碍，钱引便是钱了。高卿家果然是理财圣手，此一举直有点纸成金之功！”
张商英暗叫不好，被高强这么一路说下去，他必定糟糕，当即反击：“高留守说的天花乱坠，实情未必如此吧？敢问高留守，这钱引如今市价几何？可都符合那引上之价么？”
“并不符合。”高强坦然的叫张商英都难以置信，莫说赵佶了。
“官家，如今在市面上。钱引并非都能换到等量铜钱。低至一贯钱引兑得五百文，高者一贯可兑千文，处处不等。大抵远路商贩。贪图轻省，多愿意得钱引，甚至情愿溢价换取；就臣所知，西北官兵有得钱引者，多有卖于商贩易铜钱者，其间价可百端，不可胜计，眼下已经有商贾专事转卖钱引为生。”当高强得知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也大吃一惊，在现代银行发达的情况下。有些人就专门靠帮人贴现票据，赚取贴水为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才刚刚出现，就有这等人应运而生了，真不知是古人嗅觉灵敏呢，还是他这个超越时代的钱庄催生了这些金融衍生职业。
赵佶虽然秉性轻佻好享受，却不是个颟顸懵懂的皇帝，历史上这位皇帝甚至曾经和宫女太监们在宫中玩真人强手棋——搞了一条模拟商业街。皇帝练摊，古今罕有。这样的皇帝听见高强谈及钱引发行中的种种趣事，一时间兴味盎然，不住追问，君臣两个一唱一和，将中书侍郎张天觉完全晾在了一边。
说了半天，赵佶才绕了回来：“钱引既已为百姓官吏所信用，更不必擅行废止。张中书以为如何？”
张商英听见皇帝开了金口，晓得大势已去，自然只得唯唯应从。哪知高强还不罢休，又追了一句：“官家圣断即是。这钱引本是一纸而已，之所以能博易财货，背后乃是官家与朝廷信用。信用一节，得之至难，而毁之乃在一朝，倘非扰民恶政，似不宜轻言兴废，否则因小失大，朝廷失信于民，以后其他政令也要步履维艰了。张中书历事三朝，当然深明其中厉害咯？”
张商英暗骂小儿无礼，要你教我怎么做事么？不过眼下失了风头，只得虚与委蛇，不想赵佶却语出惊人：“高卿家，当初朕为你那钱庄题名时，却不料其利国如此。这钱引一事，既是干系重大，臣僚中却又多不明其意，至有妄议兴废之论，甚是可虑，不若一发都交由卿家的钱庄主理，朝廷大臣虽宰臣亦不可妄议，如何？”
高强吓了一跳，心说皇帝的步子迈的好大，这是要直接把我的钱庄升为中央银行么？单从充分发挥他的钱庄作用来说，这样当然最好不过，省得下次再来个不懂行的大臣，又要对钱法指手画脚。但俗话说的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钱币乃是国家重器，汉朝时就因为放开私人铸钱，结果藩国浸强，最终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如今高强的钱庄要是揽了这差事，顷刻间就得成为火炉上的烤肉了。
眼看旁边的张商英就要发挥他的专长，引经据典加以进谏，高强抢在头里请辞不迭：“官家过信，实不敢当！钱货乃是国之重宝，不可出自私门，臣下的钱庄也只是代为发行兑换而已，岂敢擅专？况且，百姓所信者，国家也，非钱庄也，钱引若出自私门，亦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这几句话把张商英要说的话都给说了，弄得昔日的御史中丞失去了一个进谏的大好机会，只能随声附和。赵佶这个建议也只是头脑发热，不过宋朝皇帝甚少刚暴之人，即便是赵佶这样的亡国昏君，对于臣子的谏言也大都采取宽宏的态度，前年左正言陈禾进谏说童贯的坏话，这位皇帝不爱听，就想走人，陈禾拉着皇帝的衣服不放，结果把衣服都扯坏了。要按礼法说起来，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也不为过，偏偏这位徽宗皇帝就没当回事，还叫太监把这衣服给挂起来，说是表彰这位直言进谏的大臣！——讽刺的是，饶是如此，对于人家的谏言，这位皇帝照旧是当耳旁风。
不过，进谏的人若是像高强这样的宠臣，那皇帝就不光是宽宏大量了，简直从善如流：“卿家一心为公，上善！”皇帝说出口的话，转眼就收回去了。“既是如此，这钱引从明年起由卿家的钱庄提出预案，交由宰执议定后再下发施行，如何？这可是师法卿家那预算书的故智呢！”赵佶一脸得意的笑。
这下高强可有点受宠若惊，皇帝如此“盛意拳拳”，他也不好再推辞，便即应了。
话说到这里，正事也算说完了。张商英自然心有不甘，按照他的脾气，要真是卯起来了，对着皇帝也照喷不误，无奈今日舌战败给了小小高衙内，要是乱喷一气，皇帝也不是一味的好脾气呐？
当下自有内侍去宣了待制来拟诏，赵佶和高强便在那里讲些闲话，张商英在一旁听着，只觉得宛如天书，什么蕾丝边最能表现妇人柔媚，半罩杯更适合梨形双峰，薰衣草精油安神利眠，种种新名词层出不穷，张天觉纵然也想插两句嘴，却哪里张的开口？
自来高强与皇帝见面，少有空手的，今日也不例外，袖中掏出一个筒儿来递给皇帝：“官家请看，此物乃是臣下请了应奉局的高手匠人所造，名曰万花筒，内中千变万化，奥妙无穷。”
赵佶接过来看时，一面看一面啧啧赞叹，再听高强讲解，说道这万花筒乃是一个纸筒，内中三面铜镜，再放入花瓣，即可变化万花之形，不由笑道：“小小一个玩物，果然不负万花之名，甚是有趣。”
张商英在一旁暗恨，当即跳出来，大讲了一番玩物丧志的道理。他是饱学儒士，说起话来子曰诗云，大道理一套接一套，登时将进献此物的高强骂成了佞臣小人，要赵佶亲君子而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具体说来，当然就是要亲他张商英，远离高强这样的小人罢了。
赵佶这个皇帝或许有千般不好，但是对于臣下绝对是很宽仁的，张商英这么当面扫他的兴，驳他的面子，居然也不怎么生气，迅即将手中的万花筒揣了起来，随口敷衍了张商英几句便罢。等到待制将诏书拟就，用了御宝，便交给张商英带去中书施行，转身便回后宫去了。看那走路时急迫的样子，大抵是要回去拿这个万花筒向哪位宠妃炫耀炫耀。
高强和张商英送了皇帝，彼此互看一眼，张商英沉着脸，一言不发地自去了，也不知在打什么主意。后面高强冷笑一声：“钱引这事，本衙内算是搞定了，接下来自有蔡京和你老慢慢玩，我自忙我的博览会去！”
第十一卷 招安 第一五章 炒金
在朝廷做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看风头火势做人，不但要看皇帝的心意脸色揣摩上意，朝廷中各派势力的消长也是一门必要功课。大宋官员有才干的未必很多，但是做官的本事却是必修课，看政治风向几乎人人精通。
原本蔡京因为彗星而下野，张商英上台后就摆出一副与蔡京别树一帜的架势，朝中官员除了双方的个别死党外，大多怀着骑墙观望的态度。但这次高强和张商英御前议事，以他为官四年、连京官都没摸着边的资历，居然能把张商英的废止钱引一议给生生驳了回去，更令得皇帝御笔赐予代发全国钱引的权力，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许多官员的意料之外。
高强是什么人？蔡京的嫡孙女婿！他能把张商英给挤兑到这种程度，在大多数骑墙派看来，这就意味着张商英完全无法撼动蔡京一党的地位。一方是把持中枢近十年的权相，对相位依旧虎视眈眈，一方是朝廷新贵，像前几年的赵挺之一样巴结蔡京上台，而后又自立门户，这两派之间何去何从，他们自然要好好掂量一下。
旁观者尚且如此，权力漩涡之中的蔡京和张商英自然更加洞若观火。有关钱引的御笔刚颁下的第二天，侍御史张克公就上奏，说方田均税法关系到国家田制，不得轻动，新任中书虑事不明，因人废事，应当弹劾。
废方田法，废钱引，这是张商英上任之后的两把火，现在第一把火已经被高强给灭了，若是第二把火再被人灭掉，他这屁股还没坐热的中书侍郎都保不住，更不要说再进一步，登上大宋首相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是故这奏章一出。立时引起了张商英的强力反弹，大家各显神通，朝廷上吵成了一锅粥。方田均税法不像钱引那样简单，涉及到的乃是本朝最为要害的田制。有宋一代，国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只要你有钱，土地随便买卖。这种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豪门富户的。当时商品经济虽然渐渐发达，但毕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一旦过上太平日子，手头积蓄了财富，第一个念头就是买田置产。
在国家不加以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土地的买卖到达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甚至朝廷也会拿出手中的官田来进行买卖，贴补国用，和现代政府部门卖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官户、宫观、宗室等人的田地是不用交税的。为了逃避赋税，农民情愿将田地卖给这些人，然后自己转为佃户。事实上这样作并不是全然不好。农民放弃自耕农的身份转化为佃户，实际上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富户们为了招揽有经验有生产资料的佃户，往往会提出比朝廷赋税更为优惠的条件，两湖和太湖等地区就出现了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定租制度。
但是按照古典的儒家经济理论，这种情况当然是绝对要避免的，自耕农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财富集中到豪门富户手中，这些人历来是朝廷笼络的对象，要想从他们手中抠出钱来。难度无疑大大超过了欺压那些分散弱小的自耕农。以前历史书上说到封建王朝衰落的时候，都是把“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为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宋朝，朝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田制就根本不能动，那么赋税从哪里来？只能搞盐茶酒专卖等经济活动创收。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各种财源罗掘俱尽，只好又把主意打到田制上头，方田均税法就此出炉。这可就捅了旧党大臣的要害了。本朝田制下最大的受益集团，怎能容许别人在他们头上动土？当然儒生们对于如何把话说圆说漂亮都是很有一套的，况且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也就是小农经济，什么圣人云子曰地，全是为了他们辩护的话，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王安石一党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家最为痛恨的一种人——小人。这种论调发展到后来，也就是宋史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奸臣传”，新党的核心大臣们除了王安石之外，统统被划了进去，无一例外。
这个时候，就适用毛老人家的斗争理论了，新党虽然企图改变传统，但他们自身和旧党大臣们一样，也是官僚的主阶层的一员，按照老人家的话说，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具有软弱性，缺乏了足够先进的理论武装，很快败下阵来，神宗朝这方田均税法很快就被废止，甚至没能坚持到元佑更化。
等到徽宗登基，蔡京执政，情况又是一变。蔡京秉承上意，高举绍述大旗，将熙宁新法统统照搬，方田法作为新法的核心之一，也被复兴。然而很快又遇到了同神宗时一样的问题，下面的阻力太大，各级官吏阳奉阴违暗中捣蛋，这方田法步履维艰，到了崇宁三年时，已经又一次宣布暂缓推行，直到大观三年初才重新开始推行，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等到大旱灾一来，朝廷的精力都放到赈灾上头，连雷声也听不见了。
正因为方田法的这种敏感背景，张商英上台后致力于清除蔡京施政的种种影响，方田法也就成了他眼中最好的突破口之一。而蔡京为了避免自己的施政策略被人一一推翻，进而动摇他赖以觊觎相位的政治资本，也只能策动仍旧在朝的党羽们奋起反击。
大观四年七月到八月的这段时间，朝廷上下就卷入了这么一场大辩论当中，双方每天都是几十道奏章呈到皇帝面前，朝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政事堂上几位宰执更是一天也不消停，右相梁士杰和中书张商英针锋相对，险些连读书人的脸面都要撕下来了，亏得左相何执中善于和稀泥，还算能共戴一天。
在这种大背景下，高强却过得很是逍遥。自打御前辩论，一举把张商英给驳倒，他这个小衙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