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日报》高调的报道，让国民再次把关绪清奉为神明。这次打败的是在当时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而对于大清来讲，收回了海关的关税除了可以赚取一大笔税银之外还可以限制国外各种物品的进口。被关绪清第一个取缔的就是鸦片，提高关税又可以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
这一仗打出了一个光绪盛世，在收回香港之后，大清再也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了。而当初为了与俄国结盟而租借出去的胶州湾此时已经被“济远”野蛮的强占了，几艘停靠在港口内的俄国炮舰早已灰溜溜的撤离了那个理论上还属于他们的港湾。
而憋了一肚子火的英国，在缅甸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当然希望能在其他地方有所斩获。
缅甸俄国的野蛮入侵，英国集中了远东所有的力量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三处对被俄国占领的土地疯狂的反击。任凭俄国提出归还土耳其、伊朗的土地，只保留阿富汗的部分利益等各种条件，只是一味的疯狂的攻击着有俄国人的任何地方。
而在新疆、黑龙江、蒙古三处集结了大清三十多万精锐部队，亚历山大三世对此一筹莫展，在国内各处调兵遣将希望能够阻挡大清的北犯。
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大清只是集结部队没有任何越轨的动作。这让亚历山大三世看不懂了。
其实正如俄国上将波多尔诺夫所言，整个大清扩充了四十万部队。在中英缅甸战争前耗尽全国的枪炮局及各国的海量订单加班加点才勉强装备完成，一场大战下来弹药消耗等情况非常严重。
缅甸局势不稳所以枪炮弹药又从其余部队中紧急调往缅甸，导致在黑龙江、新疆、蒙古的三十几万大军弹药严重缺乏，有的部队甚至光有大炮，没有炮弹。光有枪没子弹。所以集结部队之后，还需要等待弹药的补充。
然而，英国人为了打压俄国这匹饿狼。多次催促关绪清对俄国用兵，希望履行中英缅甸停战协约中的条款，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了1000万英镑的军费。
关绪清当然明白，英国人是把他当刀使。打压了俄国间接的帮助了英国，并且也使得中国彻底的得罪了俄国，从此北疆永无宁日。英国就有机会重新对缅甸动手，这些小算盘又怎能逃得过关绪清的眼睛。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打不打俄国的问题，而是弹药的问题。
连年的征战，使得大清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的往外流。刚刚有了点盈余，又立刻扩充了四十万部队。
另外去年从法国购买了整套的造船机器，聘请了大量的外籍工程师、设计师正在紧张的建造与“镇远”同级的铁甲舰，但是航速可以达到18。5节并不像德国制造的仅仅15。5节，另外在侧弦增加了八门240mm的副炮。全舰超过240mm的火炮共计12门，前甲板和后甲板各两门370mm的主炮。其他180mm、140mm的火炮及机关炮总计24门，如果制造出来的话绝对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凶猛的铁甲舰，排水量比“镇远”略大拥有8800吨。
关绪清深知在拥有飞机的现代战争中，制海权还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所以在海军的投入上一点不敢放松，为了建造这世界上最恐怖的铁甲舰，一方面召回了在德国学习造船技术的单柄超回到马尾军港跟着法国工程师学习，另一方面特批了两亿两白银最为经费，一旦制造成功就批量生产。
在江南造船局技术总监汤宏正在法国设计师的帮助下建造与“乘风”、“破浪”相同的巡洋舰，已经有一艘下水试航了。为了庆祝大清造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关绪清特为此舰取名为“崛起”。
一切都照着关绪清的计划在一点一点的变为现实，终于在英国的三催四请之后，在各部队弹药补充齐全之后关绪清终于下达了对俄国进军的命令。
所谓师出有名，关绪清洋洋洒洒的一篇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宣战书热情四溢。
国人看的热血沸腾，国际上更没有任何的指责或者抗议，更是得到了英国1000万英镑的军费赞助。
“沙俄夙以征服亚、欧大陆，太平洋为其国策。数百年前，尼布楚条约规定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
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但其沙俄狼子野心，时常越界抢劫、杀人放火，多次借口重划边界割我大清国土，我大清本着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原期侵略者之沙俄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能反省。
在此时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陴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沙俄，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国友邦公开挑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职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俄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俄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一句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俄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让之前中俄签订的军事同盟变成了一张废纸，不但不用履行支付军费的条款，胶州湾也不用租借，更是借口对友邦英国动兵，对其出兵。亚历山大三世在看到光绪的这张宣战书之后，已经抓狂到了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的地步了。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扔。
沙俄零星的阻击根本无法抵挡大清三十多万铁骑的进攻，更何况在西伯利亚平原上又无险可守，八、九月份的天气让长期呆在南方的士兵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清铁骑风卷残云般横扫了整个西伯利亚。
更让俄国抬不起头的是在连续一个月内跟两个国家签订了两份停战协议，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赔了巨款。与中国签订停战协议割了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此，中国与俄国的边境线重新划分，东起尼古拉耶夫斯克西至新西伯利亚。
大片的国土回归，使得中国的常规陆军更显得不够用。而大清如今采用的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职业军人制度，而后世较为流行的服兵役制度并未推广。
逐鹿东亚 第九十九章 货币改革
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终于在得到俄国巨额的赔款后，英国兑现了支付大清1000万英镑的承诺。坦率的说，英国人经过这次中英缅甸战争之后，对中国人是恨之入骨。关绪清手握1000万英镑却买不到英国任何东西，这不由使他非常的头疼，但是用英镑去买德国、美国的货物肯定会被他们赚取相当多的差额。所以大清的货币改革迫在眉睫。
可是要实现货币的改革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如今各地督抚都通过“火耗”、“厘金”赚取老百姓的钱，填满自己的腰包。所以货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各地督抚的利益。
“火耗”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30％。
至于厘金，则是另外一样害民的东西。厘金起源于咸丰于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地军饷。当时清廷根本没有多余钱支付军费，而清朝早在顺治年间就定下“永不加赋”的铁律。
于是当时朝廷官员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设局劝捐。说是捐款，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加赋。
全国局卡总数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而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
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改变了货币制度之后，如果不再用银子作为主要流通的货币，那么火耗就没有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可是却让各地督抚少了一个抓钱的工具。
对这些当官的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清朝本来对朝廷官员的俸禄就给的比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民间说法，可见在其他地方官员的腐败。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相应出台，而贸然退出更改货币制度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关绪清还是决定在退出货币政策的同时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厘金则直接取消。
关绪清用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明了的办法，大清银行退出纸币十银元、二十银元、五十银元、一百银行、五百银元、一千银元。
百姓可以用银子去各地大清银行兑换纸币，兑换比例按照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铜板同样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币。
由于百姓去大清银行兑换纸币时有许多碎银子，关绪清按照一分银子九分铅的比例制造出一元的硬币。
有了英国的1000万英镑作为外汇储备，币制改革也相当的成功。有了新的币制，国内就可以形成单一货币的流通市场，不用像以前，这个省用毫洋，那个省用半开、银角子。统一的货币对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国内市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国家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对于国家经济的调节能力也就更强了。
国家推出了纸币，百姓都用纸币交税，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钱了。这条政策出台之后，引起了全国百姓的共鸣，各省的大清银行都出现了挤兑的情况。一夜之间各省银行内银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纸币一时之间都在全国风靡地流动开了。
不过当时的传播渠道实在太过单一，初了衙门口的告示，各种报纸之外。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许多乡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纸币这样的事情，仍然使用银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纸币，被同乡用十两银子兑换十银元。
在部分地方也闹出了一点事情，不过总体来说这次货物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有的时候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当时来讲，只要吃的饱，穿的暖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关绪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
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
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起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
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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