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第15部分

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认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务。

我们告别了。我想尽快地单独呆一会儿，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军参谋长I·E·扎哈罗夫将军，了解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位置。

出发准备很简单。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否则汽车装不下。我命令传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团军后勤部并留在那里工作。列沃利德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啦？”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样成为我的传令兵的。

列沃利德当时16岁，是共产党员季莫费·西多林中校的儿子。战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

战争开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了西多林。他是第64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顿河渡口旁牺牲。我曾几次见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而且彼此长得很像。7月26日晚上，这个小家伙到指挥所来找我，报告说：

“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运到。”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儿子，所以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说：

“交给司令部警卫队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不知道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很生硬。

等到列沃列德走开后，我告诉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时，我不在场。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去自己的观察所。上汽车时，我看到了列沃利德。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不假思索地喊道：

“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列沃利德从地上跳起来，弹掉身上的土，整了整军装，像箭一样跑去执行命令。他很快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汽车。路上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母亲被疏散到西伯利亚某地。我小心地问他，是不是想找母亲。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疼处。他坚定地说：

“不去。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人报仇。”

从那时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很安心，甚至在战斗中，也是高高兴兴的。他什么都不怕，只是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地为他死去的父亲流泪……

想到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带上他回到炮火连天的城市里。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役，军衔是中校。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

6

在前往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人生中有这样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使人精神振奋，受到启示。

1919年5月4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它是我的第2个生日。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11月起，我就参加了党的同情者小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参加团党支部的会议。

“晚上，我们要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一个共产党员告诉我说。

我很兴奋。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计算着时间。我努力埋头工作，但是办不到。头脑中思绪万千，使我坐卧不宁。当然，我们团的共产党员不会说我胆小、懒惰、或是不关心他人。

在这方面，我是不担心的。但是，做一名伟大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党的真正党员，我够格吗？还应做哪些事才能对得起列宁、对得起列宁党的党证？

开会时间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产主义营的政委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戈尔布诺夫主持会议。会上，首先悼念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们。然后，师政治部代表向党组织传达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详细地介绍了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军事问题。接着，讨论党员发展。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提出了入党申请……”

我站起来，立正站好。有人惊奇地说：

“我们一直以为崔可夫是共产党员呢。”

“谢谢！”我慌乱地回答说，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

会议主席问：

“有要发言的吗？”

首先发言的是2连连长瓦尔杰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接着是骑兵侦察班长瓦西里·费多托夫。

大家结合作战情况评价了我的工作，因为那时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战斗任务。

同志们一致同意接受我入党。表决后，我感到自己已经是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列宁党的一员了。领到党证以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在被包围的时候，在进攻或退却的时候，都没有丢过它。

那时，全国各地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支援东部前线军队的工作。在我们东部前线各地区，也都在深入贯彻党的“八大”决议和“八大”制定的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就保证了列宁提出的党领导军队的总路线的贯彻。托洛茨基贬低政治委员和军队党组织的观点，受到党的批判和坚决抵制。

4月10日，B·A·列宁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信，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高尔察克匪帮。中央政治局仅在4月下半月，就6次开会讨论东俄的局势，对与高尔察克作战的各集团军，给予具体的指示和帮助。莫斯科、彼得格勒、雅罗斯拉夫利、萨马拉、喀山等城市的党组织，动员共产党员踊跃参加为东部前线组建的补充连和补充营。

4月底，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指挥的东线南部集团对高尔察克实施了主要打击。其作战路线是：从布祖卢克地区出发，经别列别伊到马法。高尔察克军队的左翼被击溃。这为我北部集团的第2集团军、继而是第3集团军的战斗准备和转入决定性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5月下半月，第2集团军，其中包括步第28师，准备强渡维亚特卡河。

……5月20日，也就是进攻前4天，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来到了马马得什。我在第3旅旅部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职务，旅长戈尼欣也在场。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他中等身材，体格很健壮。不过，我当时没能仔细打量他。原因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强烈地吸引着我，那是一双兰色的大眼睛，同时是冷酷的、锐利的。想不看他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他看了看我，一开口就以“你”相称：

“你这样年轻就当上团长了？”

我立刻回答说：

“阿津同志，您也不老呀！”

“老是不老，但是活了很久了……是共产党员吗？”

“是，”我自豪地答道。

“你的团在哪？”

“正在城市南北两侧防御敌人。”

“你要防御很久吗？”

“我想，您一到来防御就结束了。”

戈尼欣旅长插话说：

“阿津同志，他觉得进攻比防御更带劲……”

阿津看了他一眼，戈尼欣没有说下去。

“这要以后看”，阿津转向我说：“两小时后，到这里来，我们去看看对手。”

“是！”我回答道，并按条令做了个向后转，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我骑着我的棕黄色的马，准时来到旅部。门口已经备好了两匹马。我下了马，把僵绳交给了传令兵。

阿津和戈尼欣从旅部走了出来。这时，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师长，他的肩很宽，动作灵活，步伐矫健。他的打扮相当奇特：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制服，领口敞开着；肥大的哥萨克裤子下面是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戴得稍向后偏，这就特别突出了他那宽大的前额和向右梳着不十分浓密的、柔软而色淡的头发。手中还提着一条长长的马鞭。

他跳上自己的顿河种马，立刻向城北奔去。跑上田间大路后，他勒住马。我一直一步不落后地紧跟在他后面。

阿津看了我一眼，问道：

“很早就会骑马了吗？”

“6岁学会的。”

这时，戈尼欣也赶上来了。阿津用手指着东面的敌占区，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

从我们站的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河的对岸和地平线上连绵的高地。我回答说：“强渡维亚特卡河之后，我将通过亚科夫列沃村向前进攻，以便夺取村东的几个高地。”

阿津说：

“你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有夺取这些高地，才能保证其余部队渡过维亚特卡河。”

他又问：

“占领这些高地之后，你准备留多少预备队？”

“大概一、两个营。”

阿津惊讶地转过身来：

“什么？”

“是这样……我的团现有5个营，而不是编制规定的3个营，所以我可以大方点。如果行动顺利，就得留两个营作预备队。”

听了我的回答，阿津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派谁担任前卫？”

“用轮船和驳船可以一下子运过1营、3营……和乐队。”

“什么乐队？要它干什么？”阿津皱起眉头。

“团的乐队……为了让大家战斗得愉快。”

“是这样，明白了。你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轮船上，我留副团长指挥其余部队渡河。”

“对，”阿津赞许道，又警告说：“记住，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项安排，就让我回团里去。他带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寻找左邻部队去了。

他们走后，我回想了我们的谈话、师长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时，师长暗暗地对我进行一次军事考核。此外，我还确信，我对师长的渡河计划的理解是正确的。

回到团部后，我见到了师政委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带着关心和信任的神情，说起话来温和平静，但每个词都像钉子一样钻进你的头脑。总的说来，他不愧为阿津的战友。和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团的新政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一个团没有政委，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桨一样。

杰尼索夫黑脸膛儿，黑头发。他当即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1918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工厂在卡马河左岸、萨拉普尔后面。

“其他情况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会互相了解的……”

初次见面，我就感到政委是个性格刚毅的人。

佩拉耶夫询问了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服装和弹药等情况。我回答说，这些当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接着，师政委衷心地祝贺我加入了党组织，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讲了自己在会前的激动心情和想法。还讲了会议的经过。我讲话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听得很认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远记住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我回答说。

7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这样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