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第67部分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差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

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44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45团团长车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45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15—20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8月20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2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2、3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我好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7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

“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