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_昆德拉》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_昆德拉- 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11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12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13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14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15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16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