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时此处埋了好几层地雷，据说当时铺下去的地雷们麻木不仁，基本不炸，以致敌我双方都安全地踩在前一次铺过地雷的区域再铺上一层，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块地雷区可能有五层地雷，但战争结束后那些雷就变得敏感起来，怎么踩怎么响，且再也排不干净，索性就用铁牌子警示起来。据说每年都会炸死炸伤几个，但绝少炸到外来人。往往是当地路熟的老手走捷径，一次没炸，两次没炸，接着胆子大了，照着原先走过的小径吹着口哨赶路，就炸了。
我不寒而栗地站在路边，忽然醍醐灌顶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都只有这么脆弱的一条命，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它。那一刻我方才明白罗亭的耍赖，是的，他可以被车撞死，可以病死，可以在残酷世界中被千万种危险不停攻击而最终难逃老死。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因为他拼到底了，没有把一手臭牌一扔没种地说“老子不玩了”，直至我站在这块地雷区的铁牌子下，我才有点明白“活着”这个牌桌的威严性，最好不要耍赖扔牌，想翻牌的话只有继续打下去，也惟有此，我们的幸福和痛苦以及所有的生命体验才会被慈悲佛祖画上句号，省略号或者感叹号。
但罗亭自杀了，耍赖了，一扔牌说不玩就不玩了，那他再也没有机会翻牌，除了留给岚一个平凡的问号。遗忘的灰尘会慢慢盖住他的身影，在牌桌边人潮人海的喧嚣中，他的笑声会被立刻湮没，扯碎，消散在空气里，无人喝彩。
一个卖田七的小贩经过我身边，问我要不要买些田七，当地盛产田七，于是我买了一大袋，放入背包，在越南和昆明的不同方向来回张望了一会，往昆明走去。我想我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应该可以买张打折的机票回上海，回到我的多伦路，我的亭子间，我的岚身边。我将在云海上再次体验有高度的痛苦，正如我曾在讲武堂的深草间体会有深度的痛苦那般：咬紧嘴唇，流一会儿泪，小肚子抽筋，放几个闷屁。最好会有美丽的空姐问我要不要紧，那样，我就能冷冷擦去眼角泪水，缓缓摇头，如同所有历经沧桑的男人那般说：“没事。”我想包里的田七可以分来送给大家，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拿出最大的那块田七送给那个职业道德一流的小姐，以作为我告别童子鸡的纪念。遗憾的是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哪怕是个假名字也好。五月三日我在昆明机场从黄牛贩子手里买到了次日去上海的七折的机票，我打了个电话给太保玛丽娅，意思是痛苦完毕，不虚此行。电话那头太保玛丽娅惴惴不安地说：“那天晚上我把什么都告诉岚了……没忍住。”
我拿着话筒眯着眼抬头看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末了她又补充：“谁都没想到，岚把婚礼取消了，前天晚上她来夜总会找我，问你的下落，我说你去昆明了，至于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她就一个人喝酒——真货。”
我啪地挂了电话。
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回到上海，一身邋遢地走出虹桥机场。我搭上巴士，中途换了几辆车，在傍晚时分灰头土脸地回到多伦路。短短十天的出走，在当时的我感受犹如十年。我欣喜地看到李金鱼和赵大饼走来，立刻像久违的老友般和他们微笑打招呼。两个鸟人有点吃惊，冲我点点头走远了，我则沧桑满怀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感到一种温暖。我踏上嘎吱响的狭窄楼梯，打开嘎吱响的木门，亭子间里空荡荡，帘子没了，两张小床合并成了一张大床。我疲惫地放下行囊，心想太保玛丽娅一定又和哑巴吃喝玩乐去了，随即倒头呼呼睡去。梦里我来到医院，发现爷爷非常生气地坐在床上，见到我立刻破口大骂起来，并让我走近一点以便他能用大茶缸子砸我的头。我满心愧疚地走近爷爷，发现爷爷的眼里闪烁着思念的泪花，他边骂“小畜生”，边用茶缸子砸我的头，手法极其温柔，感触非常舒服，我甜蜜地依偎在爷爷怀里，享受着茶缸子砸头的舒服劲……太保玛丽娅就这么温柔地摸着我的头，直到我醒来。黑暗中我静静醒来，看着太保玛丽娅坐在床头，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如妖精，若非是个女的，我会怀疑她是一个前世的兄弟找我一直找到了今生。
“岚没没……结婚？”我问。
太保玛丽娅点点头说：“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的，我没想到这件事对她刺激这么大。”
我坐起身，内疚到想死。
“她说她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胡扯，她说她相信十六岁时的爱情。”太保玛丽娅点了根烟，摇摇头，“真奇怪，会有这样的人。”
红色日记本在我脑海中翻动着，我了解对岚来说十六岁时爱情的意义。我起身在屋里来回走动着，我告诉太保玛丽娅我不能太自私了，一定要让岚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她已经三十二了，应该有个Jim这样年纪的对她好的男人做老公。太保玛丽娅对此很赞同，她问我要不要去找Jim把事情澄清一下，以便Jim能原谅岚的一时糊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妥，越描越黑而已。
“我我我必须……消失。”我说，“让时间……来来来恢复一切。”
太保玛丽娅想了想赞同我的想法，“对，一直找不到你她就能冷静下来了。”随即拿出一张信用卡给我，“里面有五千，再多没有了，这次你想去哪里？西藏怎么样？”
我摇摇头，“我不想再到……到处乱走了。”
我起身打开抽屉，把红色日记本和画纸画笔之类装进包里，“我要静下来画……画画画了！”
那天晚上哑巴和智障在鬼楼里庆祝我回来，二楼的地板上放着太保玛丽娅买来的熟食和整整一箱力波啤酒。庆祝直到凌晨才结束，地上散乱着快烧尽的蜡烛头，酒瓶，烟头，以及四个东倒西歪的人。哑巴用目光告诉我爷爷和八哥都好，我放心地拍拍哑巴的肩，一直没问他后来在派出所里遭的罪。对于这点谁都没问，好像有了默契一般，我不想让哑巴觉得我会因他的两肋插刀而不安，这才是兄弟。
太保玛丽娅告诉大家我明天就会搬去吴淞码头处的那个堆放假酒的小空屋，“他要一个人静静，他要开始画画了。”太保玛丽娅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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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和智障点点头，表示理解。
“这是个秘密。”太保玛丽娅说。
大家都看着智障，智障坚决地作出伸手砍脖子的动作，意思是守不住秘密就砍头。哑巴无声一笑，意思是智障的傻头砍下来也还是颗傻头。
当晚散了后我独自来到岚的窗下，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三十二岁女人就在亮着黄｜色灯光的窗后，她的不理智她的付出她的果断让我感到我已经得到了全世界。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考虑，是我在十七岁的恋爱中想到的牺牲，我看着那扇窗中灯熄灭了，我默默发誓要让岚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也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产生一种责任感。
别说你不相信十六七岁时的爱情，除了十六七岁时的爱情还不太明白人世间的丑恶和复杂，其纯度和力度以及深度都足以让人顿悟何为爱情。
我转身离去，感到孤单得快哭了，内疚得快疯了，爱得快死了。
我想岚会原谅我的，我终究没能竖立起一个类似热爱电影的傻目标，并从此积极向上，为岚设定的这个目标而日夜奋斗。我不爱电影，甚至不爱画画，画画只是我宣泄的手段罢了。我只爱岚，而且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爱她。
昨天我和哑巴吃了一顿饭，两个三十岁的男人吃完饭，坐在豪华的餐厅包间里细细品味古巴雪茄。我的未婚妻很欣赏哑巴，甚至连哑巴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沉默也在她眼里成为一种腔调，一种酷。她奇怪又帅又有钱的哑巴怎么会还是一个人，她不知道我们的青春血泪史。哑巴如今发了，他承包了残疾人的社办工厂，靠着早年从河北买来的两台吹瓶机和一台削瓶机，带领着十几个残疾人干出了一片天地。如今他的工厂在青浦工业园区，专门为各种饮料生产各种各样的瓶子，手下的员工已近百人，加上有政策上的优惠，哑巴现在富得流油。智障跟着哑巴没遭过一点罪，有些人的命天生就好，比如智障，永远快乐，永远真诚，永远吃得香睡得熟。甚至在哑巴创业的初期，在哑巴心力憔悴四面楚歌时，智障依旧什么事也不管，快快乐乐地从吹瓶机上拿下一个个的塑料瓶，整齐排列好，开开心心放入大纸盒。
我和哑巴在一起时从不说话，这种奇怪的聚会方式把我的未婚妻憋坏了，她挥挥手赶开那些浓香的雪茄烟雾，起身去卫生间。哑巴看着我未婚妻的背影，眼神中荡漾起一些羡慕，我知道他又想起了太保玛丽娅。
我拿出一本刚出版的画册交给哑巴，哑巴接过。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画着欢笑着的太保玛丽娅。那是一幅油画，太保玛丽娅站在一片洁白的百合花中，头发披散着，只穿着一件男士大衬衫，露出两条曲线近乎完美的腿，笑得无忧无虑。哑巴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轻轻合上书，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是连我也读不懂的内容。
就在我把自己关在装卸站的小破屋里一心画画时，岚把我的画稿整理成册，署上我的名字，交给了她的一个好朋友。那位是个颇有名的出版商，出版商觉得这些画有点意思，在他试图和我签定出版合约时，岚说她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她黯然道：“不知道去哪了，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如果出版的话，版税我付给谁？”
“先出版吧，版税可以交给他爷爷。”
“他是你的……”
岚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她忽然笑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书名要叫做《永远的玛丽娅》。”
那时我还一无所知地把自己关在小破屋里画画。我画累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太保玛丽娅给我买来的方便面和真空包装的酱鸡腿，然后继续画。
可以说我着魔了，画笔不能停，一停下我的心就会痛。
太保玛丽娅和哑巴过几天就会来一次，带给我许多好吃的，帮我一起打扫屋子。反正左右没人，太保玛丽娅有时也让我出去，她和哑巴在里面翻云覆雨。
我站在屋前的一片早地上，听着屋里传出太保玛丽娅惊天动地的呼叫，打开一瓶假酒，咕咚喝上一口，觉得味道不错。有野蜂乱舞在黄｜色野花间，嗡嗡声和着金色阳光让我一时迷醉，远处有个小池塘，水面如同千万片被撕碎的金子在飘舞。
如此这般，六月来了。我已经快忘了中考这件事，我只想画画。
有一天太保玛丽娅坐在我身边看我画画，她忽然问我想不想听她说一下她的身世。我仔细想了想摇摇头。太保玛丽娅笑了，说：“也好，那些个破事都已经过去了。”
她把头发尽数往后梳去扎了个马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光洁额头。加之没有化妆的缘故，整个人顿时清爽起来。她站起来，忽然腾空来了个旋转大劈叉，优美的身姿在狭窄的空间中猛然绽放，瞬间又安静落地。
“从小就想跳舞来着，这么着，”太保玛丽娅在狭小阴暗的空间里摆出一个飞翔的优美姿势，“像鸟一样飞翔。”
我张大嘴半天没回过神来，然后仔细削完铅笔，低头在纸上画起来。
不久画完，我把素描递给她，画上的太保玛丽娅就像《音乐之声》中的玛丽娅那般坐在草地上弹吉他，周围坐着我，哑巴和智障。
太保玛丽娅小心卷起画，收好，我看着太保玛丽娅转过头凝视着屋外野草的背影，忽然感到有点心疼。
“走了！”太保玛丽娅拿着我的画起身，走出屋子时她回头看着我叫我：“喂！小结巴……我先走了。”
我点点头，微笑着把目光转向别处，并无啰嗦。 那天晚上哑巴在夜总会里到处找不到太保玛丽娅，他以为太保玛丽娅是去装卸站小破屋了，于是哑巴照例凌晨三点收走夜总会里递出的酒瓶，然后回家睡觉。
第二天哑巴到我的亭子间找太保玛丽娅，他发现我凌乱的亭子间收拾过了，原先各处乱扔的胸罩内裤捏扁的空烟壳之类消失无踪。哑巴有点紧张，他发现太保玛丽娅的行李箱还在床下，这才放心了。
第三天哑巴早早来到亭子间，发现一切如昨。他愣了半小时，然后迅速坐车来到我这里，这才发现太保玛丽娅是两天前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小破屋里。哑巴和我赶回亭子间，拖出她的行李箱，才发现那把金色的惹眼大锁是虚挂着的，打开箱子，里面是空的。哑巴脸色苍白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抬头看着我，目光里是说也说不清的东西，担忧？焦急？绝望？孤独？愤怒？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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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那天晚上太保玛丽娅收拾好了我的亭子间，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永远地离开。她甚至没留任何字条或者信息，这像她的风格，仿佛这些日子仅仅是她生命长河中的某朵浪花而已。我想太保玛丽娅是那种无法稳定下来的人，骨子里都是不安和昂奋的泡沫，如果一旦被她预料到了明天的样子，她就会离开。她没有和哑巴道别，只是带上她的信用卡翩然离去，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下痛苦抓狂的哑巴和牡丹海夜总会里的一个非法烂摊子。她临走前惟一做的一件事是把我藏身的地址告诉了岚。我猜搁下话筒时，她的脸上也许挂着很遗憾很遗憾的微笑，我想那是她在永远的不安和惶恐中一直都很想做的一件事——她不希望看到我这么孤独地继续在小屋里画下去。太保玛丽娅离开的那天晚上，岚来到她用来堆放假酒的小破屋外站了很久，后来她告诉我她站在小屋外时并未料到后来会发生的事——当时她只想告诉我她不嫁给Jim并不是因为她爱上了我，而是因为我的爱把她刺醒了，让她意识到她根本不爱Jim。她本想告诉我我的内疚根本就是多余，她说她站在外面想了半天怎么说服我克服现在的颓废状态，重新鼓起勇气去参加中考，去读美专。岚说她当时甚至在想明晚放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才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