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昂热拉问。她的眼睛吓得睁大了。
“在布洛赛医院里。”我说，解释我在加斯东·迪尔曼的车子里虚脱了，倒下了。迪尔曼吓得马上开车送我去了医院。在那里德贝尔为我做了检查。
“你为什么对我只字未提？”昂热拉问，非常不安。
“没什么好讲的。不值得一提，是不是，大夫先生？”
“是，是。”这位微笑着说。
“可你是怎么了，罗伯特？”
“血液循环衰竭。小毛病，无害。昨天在太阳下跑得太多，太辛苦了。注射了一针，躺了两个小时后，一切又全好了。”
“真的吗？”昂热拉问。
“真的，夫人。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卢卡斯先生？”
尼古拉岳父的小提琴如歌如诉，甜蜜而忧伤。
“我好极了。”我说。
“我很高兴。”儒贝尔说。
“我照您讲的做了。我当心，当心太阳。”
“好，”儒贝尔说，“如果有什么事，如果您感觉不适——现在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他向昂热拉鞠一躬，他的妻子点点头，这两位走向远一点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昂热拉看着我。
“你去医院了？”
“别吓成这样！我刚好也因为怕你误会了而激动……跟你一样。但你也听到了——从大夫本人嘴里，除了一次小小的虚脱没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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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没别的？”
“肯定没有，昂热拉。”
小提琴奏起来……
“你的脚！”她喊道，“是你的脚吗？还有你的心脏！”
“不，”我说，“不是我的脚，昂热拉，也不是我的心脏。”
“我不相信你！”她控制不住了，“你只是不想叫我害怕。你还记得在圣火奴拉特岛上你有多严重吗？你还记得你向我发过誓，找一位专家看看吗？”
我迅速说：“你可以放心，我遵守了我的誓言。”
“什么时候？”
“昨天，在医院里。在德贝尔大夫那儿。他刚巧是血流不畅的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为我彻底地进行了检查。”
“还有呢？”
“什么也没有。我患有小小的血流不畅。他说，我从德国带的药是正确的。我应该服用它，不吸烟，那脚疼就会完全消失。这回你听到的是一个专家的意见。满意了吗？”
“不，”她说，“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这次检查？”
“我是打算讲的。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不想让它引起你不安，想……”
她不再听下去了，突然跳起身，穿过饭店跑向儒贝尔的桌子。我看到医生站起身来，跟昂热拉讲话。她恳求地对他讲。亲爱的上帝，我想。那边的交谈似乎没完没了。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刚想站起来去叫昂热拉，却看到她跟儒贝尔告别，回来了。我想从她脸上的表情猜出她打听到了什么，但是她的脸部表情空空如也。她望着地上出神。
当她向我走来时，我站起身。我们俩都坐下，昂热拉望着烛光。
“怎么样？”我问。
她一言不发。
“昂热拉！他对你讲什么了？”
她的声音像耳语似的传来：“他告诉我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根本没有危险，只是一次血流不畅。心脏根本没问题。”
谢谢，上帝，我想。“可你为什么摆出这么一副面孔？”我问。
她抓住我的手，把它按在她的脸上，结结巴巴地低语道：“我……我得镇静下来。我本来很害怕，怕得要命，罗伯特……”
“怕什么？”
“怕你骗了我，免得我不安，而事实很严重，严重得他们……他们……”
“他们怎么了？”
“他们……也许……会截去你的脚或者……或者甚至整条腿……”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但没有危险，现在我相信了。现在我放心了。你没骗我。这下一切都好了！”
“对，”我说，“这下一切都好了。”
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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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侍者拿来满满一大篮生蔬菜。我看到芹菜、黄瓜、西红柿、带长茎的小洋葱、千差万别的色拉、洋蓟和我不认识的植物。还有煮鸡蛋、很多调料、液汁和热过的白奶酪。
“你吃这个？”
“喜欢得不得了。吃遍园子，这下你理解了吧。在尼古拉这儿饭菜有统一的价格，不管你叫多少叫什么。”那个漂亮的女侍者拿来一瓶香槟，倒满我们的杯子。尼古拉此刻站在敞开的炉子前，炉火魔术般地映照着他。他把一块肉放在烤板上，把烤板长柄的另一头抓在手里，就这样，他灵巧迅速地为我烤肉。他亲自端上桌来。真棒，我告诉他。我吃肉，昂热拉吃她的蔬菜。当我们吃时，尼古拉坐到我们旁边。他送来了第二瓶香槟，一起喝，说他近来在赌场上老是赢。我获悉，尼古拉是一位热情的轮盘赌客。他在这里工作完毕之后就换上衣服，开车去沉湎于他的激｜情。他迫切地向我解释他的规则，我非常礼貌地听着，虽然在轮盘赌时当然没规则。可尼古拉相信他的规则。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什么东西吗？不管这东西有没有，不管它可能或不可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能活吗？
然后尼古拉走了，去那敞开的炉子为昂热拉和我做苹果饼。这苹果饼果然是我从没有吃过的美味。尼古拉又坐到我们桌旁来喝酒，为它这么合我口味而高兴。我想，如果我永远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像法国的人们这样重视爱情、好饭菜和友谊，那我会多么快乐或者幸运啊。我们又喝完了第三瓶，这下昂热拉有点微醉了，我也是。
“你们看来这么幸福，你们俩。”尼古拉说，“自从我上回见到她以来，夫人变得更年轻更美了。不用说，这是爱情。”
“对，尼古拉，”昂热拉说，紧紧抓住我的手，“这是爱情。”
23
她开得有点快。她开得稳当，但有点快。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路往前，左边是高高的栅栏。
“你知道吧，他们想把整条铁轨铺在地下。”昂热拉说，“他们也想建一座新车站。那老车站是这座城市惟一的羞耻。上个世纪的老房子。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坑，要去那些轨道你非得过地下通道不可。喏，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会完成的。嗬！”
“什么叫‘嗬’？”
“哎呀，你一点没觉察吗？”
“没有。”
“那你也有点喝醉了。”
“好像是，对。什么叫‘嗬’？”
“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在红灯时过了十字路口。”昂热拉说。我们到加里福尼亚区了。“你身上带有钱吗？”
“有。”
“多少？”
“大概有一千五百法郎。”
“好。”昂热拉说。我突然看到她开往哪里——去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上“我们的”那个小教堂。她又把车停在美丽的古树下，我们走向关着的教堂门。大门上挂着一只箱子，上面写着：“为我们的穷人”。我找齐我在我的袋子里发现的钱，总共是一千六百五十法郎。我把它们交给昂热拉，她把那些钱塞进箱子里。
我们走回车子，开着回家。在过铁路道口时，拦木跟以往一样放了下来。在昂热拉鸣了两声喇叭之后，它被升起来了。小屋里那个人睡觉了。昂热拉冲他招手，他也招招手。
回到她的房子里，昂热拉摘下所有的首饰，只留下结婚戒指和那条有着双枚硬币的项链，脱去衣服，穿上一件短浴衣。我脱去上衣，取下领带，解开领子。现在子夜刚过。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打开平台门。清新的夜风涌进来。昂热拉拿来一只六脚烛台，把它放在大窗户附近的一张桌子上，透过窗户能眺望到整个城市。她点上所有的蜡烛，关掉电灯，把小晶体管收音机从卧室里拿出来，调到一个德国台。它正播放温情、感伤的爵士乐。我们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远眺戛纳和大海。远方的灯光移近又分开。那是两艘船相遇。
“滑稽。”过了一会儿我说。
“什么？”
“我刚刚在想，我对你懂得这么少，这事实上多么奇怪。”
她侧望着我。
“你忌妒吗？这我可开心了！”
“不，不是忌妒，只是……”
“我理解。”她说，“有一回我曾经想全都讲给你听，可那次你不想听。现在我给你讲，好吗？”
“请讲。”我说。
“行。你应该全知道。”
“但是你不必谈，真的不必，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可我想！我一直就想！”
“那好……”我说。
她讲她一生中跟男人有过的恋爱关系，仔细回想有没有忘掉谁。她数到了八九个，对于她这样年龄、这样模样的女人真不算太多。她轻声地讲，偎在我肩上，有两回她短短地睡着了。醒来后她又继续讲。看来全是些可爱的男人，除了一位，他偷了她的钱。以及另一位，他答应娶她但却是有妇之夫。我恨这个人，因为昂热拉险些为了他丧生。
“你知道，罗伯特，这你也熟悉——你发现某个人非常可爱，跟他谈得来，相信那就是爱情，然后你发觉，你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男人们也跟女人一样吗？”
“完全一样。”
“你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但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是性欲，只是床帏，不是吗？”
“对。”
“只是床帏要简单些，结束之后，很容易继续做好朋友。”昂热拉说，“你现在听好。还有哈瑞。有一回我坐火车去巴黎的东头……”她讲啊讲啊。我听着，但我感觉不到忌妒。我非常肯定，她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这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位——就像我从没像爱昂热拉这样爱过其他女人一样肯定。我要容易些，我想，我一生中还从没爱过一个女人。
从晶体管收音机里传出缓慢的爵士乐。时间消逝，东方亮了，太阳从海里冉冉升起。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讲话了。我们坐在一起，俯视城市和海洋。我侧身向前，对着她的耳朵说：“来吧，昂热拉。”我吻她的眼皮。
一小时后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像经常做的那样从边上打量她。当我这样从侧面看着她时，我又想起了圣母的脸，平静、放松，无比安详。我不停地望着她。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挤进来，我听到火车驶过。
24
科尔德·尤尔根手舞足蹈，表演着什么。伊莉莎白·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其他人坐在科尔德·尤尔根的桌旁，哈哈大笑。隔几张桌子，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正跟印度公主和一位年轻的夫人交谈。平台尽头，美国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正在热切地劝说几个男人，他们沉默地听他讲。他们全都坐在“岩石乐园”饭店下方的那个修在岩石海岸上的平台上。有许多的平台，这天下午全都坐满了人，这时候太阳已经很低了。外面，在海湾里，泊着许多游艇。我们坐在最顶上的平台上，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夫妻和我。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喝着开胃酒。我请求约见一次，泰奈多斯建议，我们坐他的劳斯莱斯车从戛纳出来，到安提伯斯海岬这儿来，来“岩石乐园”吃晚饭。其实提这建议的是他的长着娃娃脸、像布娃娃一样的妻子：“咱们随后开车去哪儿。在我们家太危险了。您知道为什么，卢卡斯先生。”
这是一席电话交谈，梅丽娜和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轮着跟我讲话。我是从昂热拉的房子里打的电话。
“对，”我说，“那群仆人。您害怕您的仆人维托里奥，那些激进分子。”
“小心！他有可能窃听谈话！我对您讲过，我们这里不能接待任何人。”梅丽娜呱呱地说，“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但是我认为，您想跟我们谈生意上的事，维托里奥肯定在偷听。不，不，这不行。我们的司机来接您——哪里？”
“在‘庄严’酒店。”我说。我还穿着燕尾服，得换衣服。
“行。到时候咱们再决定去哪里。但要到下午才行。四点钟？”
“四点钟。”我说。
“请您穿得简单些，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泰奈多斯又插进来叫道，“我们也这么做，总是这样。这样在这里更安全。”
“是，夫人。”我说。
“他们怕他们的仆人怕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亿万富翁。”当我挂断时，昂热拉说。她拿着另一只听筒一起听了这席谈话。
我们在床上躺了很久——我终于睡着了，在早晨——然后我们在中午吃了早饭。昂热拉下午得工作。我们约定，我晚上来她这儿，不管多晚。她想跟我在家里过一个晚上。我也想这样。我们彼此告别，好像是永别似的。我们接吻，然后昂热拉送我到电梯，伤心地站在那里，直到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
我坐出租车回“庄严”酒店。没人注意我在这白天时间穿着燕尾服出现。这里真的没人在意别人做什么。当我对门卫领班说，我将收拾我的一只箱子，请他将这只箱子送到昂热拉的地址时，他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这回我有可能有时候在那里呆较长时间，但是我当然保留我的房间，如果有我的消息、电报或电话，他们应想办法在昂热拉的地址找到我。这行吗？我承认，当我这么问时，我非常难为情。
“那当然，先生。”门卫领班咧嘴笑着，“您喜欢上了戛纳，是不是？”
“是的，非常喜欢。”
“这我很高兴。”他说。
于是我上楼去我的房间，洗了澡，只穿上衬衫、裤子和凉鞋，然后收拾了一箱西服和内衣，按铃叫来一位行李员，让他取箱子。他已经知道情况了，说一切都会办妥。我给他小费，他走后，我感到，这次可笑的部分搬家又接近了昂热拉一点。
泰奈多斯的司机很准时。我独自坐在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喝着杜松酒加奎宁，想着昂热拉，等着我的脚又疼起来。可是它一点不痛。司机穿着一身米色的制服。他载着我去泰奈多斯家的别墅。这两位已经在公园里等着了。阿塔纳西奥，这个男人，他的肩上头颅方方，好像一点脖子也没有，因此老让我想起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