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血流障碍。如果您有这种病的话，就叫做间歇性跛足。”
他也有他的按摩荫茎的嗜好啊，我想。他是不是阳痿呢？
“没有什么对付办法吗？”
“有。别吸烟。服药。”
“哪一种？”
“既然照您说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就给您预防性地开一些。”他开处方，撕下那张纸，盖上章，从办公桌上递过来。他给我开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一年来每当胸口和胳膊疼发作时我就服这种药。真滑稽。这他妈的太滑稽了。“如果发作，请您服一至两粒药丸。咬碎。另外，我再给您开上另一种药。正如所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否实情。”
“您听着，大夫，您不能一直硬说我是在向您撒谎……”
他陡然站起身。
“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荫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7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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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9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