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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道：“李峰同志就是我。”
有一个贵宾对他说：“这个有风险，说不定哪天被政府拆了。”
“政府那边已经花钱搞定，”他胸有成竹地说，“只是不能让记者曝光，我的家属已经派出十二人对记者严防死守，十二个人刚好是部队一个班的编制，有一个警卫班保护我，我可以高枕无忧。”
这时候烧大厅的两排顶灯突然亮了，黄昏时刻变成正午时刻，身穿蓝色衣服的这位急忙走向大门。
市长进来了，他一身黑色西装，里面是白色衬衣，系着一根黑色领带。他面无表情地走过来，脸上化了浓妆，眉毛又黑又粗，嘴唇上抹了鲜艳的口红。身穿蓝色衣服的迎上去，殷勤地指引他：
“市长，请您到豪华贵宾室休息一下。”
市长微微点点头，跟随身穿蓝色衣服的向前走去，大厅里面有两扇巨大的门徐徐打开，市长走进去之后，两扇门徐徐合上。
沙发那边的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
我们塑料椅子这边的声音仍然在起伏，谈论的仍然是墓地。大家感慨现在的墓地比房子还要贵，地段偏远又拥挤不堪的墓园里，一平米的墓地竟然要价三万元，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房价虽贵，好歹还有七十年产权。一些候烧者愤愤不平，另一些候烧者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二十五年以后怎么办？二十五年后的墓地价格很可能贵到天上去了，家属无力续费的话，他们的骨灰只能去充当田地里的肥料。
坐在前排的一个候烧者伤心地说：“死也死不起啊！”
我身旁的那位老者平静地说：“不要去想以后的事。”
老者告诉我，他七年前花了三千元给自己买了一平米的墓地，现在涨到三万元了。他为自己当初的远见高兴，如果是现在，他就买不起墓地了。
他感慨道：“七年涨了十倍。”
候烧大厅里开始叫号了。显然市长已经烧掉，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安放在缓缓驶去的黑色殡仪车里，后面有几百辆轿车缓缓跟随，被封锁的道路上哀乐响起……贵宾号是V字头的，普通号是A字头的，我不知道市长级别的豪华贵宾号是什么字母打头，可能豪华贵宾不需要号码。
属于V的六个贵宾都进去了，属于A的叫得很快，就如身穿蓝色衣服的所说，有很多空号，有时候一连叫上十多个都是空号。这时候我发现身穿蓝色衣服的站在我旁边的走道上，我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疲惫的声音再次响起：
“空号的都没有墓地。”
我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我询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听到了A64，这是我的号码，我没有起身。A64叫了三遍后，叫A65了，身旁的女人站了起来，她穿着传统寿衣，好像是清朝的风格，走去时两个大袖管摇摇摆摆。
身旁的老者还在等待，还在说话。他说自己的墓地虽然有些偏远，交通也不方便，可是景色不错，前面有一片不大的湖水，还有一些刚刚种下的树苗。他说自己去了那里以后不会出来，所以偏远和交通不方便都不是问题。然后他打听我的墓地是在哪个墓园。
我摇摇头说：“我没有墓地。”
“没有墓地，你到哪里去？”他惊讶地问。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身体带着我离开了候烧大厅。
我重新置身于弥漫的浓雾和飘扬的雪花里，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我疑虑重重，知道自己死了，可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行走在若隐若现的城市里，思绪在纵横交错的记忆路上寻找方向。我思忖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
这一天，似乎是昨天，似乎是前天，似乎是今天。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最后一天。我看见自己迎着寒风行走在一条街道上。
我向前走去，走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差不多有两百多人在那里抗议暴力拆迁，他们没有打出抗议的横幅，没有呼喊口号，只是在互相讲述各自的不幸。我听出来了，他们是不同强拆事件的受害者，我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一位老太太流着眼泪说她只是出门去买菜，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她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另外一些人在讲述遭遇深夜强拆的恐怖，他们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房屋摇晃不止，他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仓皇逃出来时才看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有一个男子声音洪亮地讲述别人难以启口的经历，他和女友正在被窝里做爱的时候，突然房门被砸开了，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用绳子把他们捆绑在被子里，然后连同被子把他们两个抬到一辆车上，那辆汽车在城市的马路上转来转去，他和女友在被捆绑的被子里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汽车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汽车在这个城市转到天亮时才回到他们的住处，那几个彪形大汉把他们从汽车里抬出来扔在地上，解开捆绑他们的绳子，扔给他们几件别人的衣服，他们两个在被子里哆嗦地穿上了别人的衣服，有几个行人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穿上衣服从被子里站起来时，他看到自己的房屋已经夷为平地，他的女友呜呜地哭上了，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睡觉了，说和他睡觉比看恐怖电影还要恐怖。
他告诉周围的人，房屋没有了，女友没有了，他的性欲在那次惊吓里也是一去不回。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为了治疗自己的阳痿已经花去四万多元，西药中药正方偏方吃了一大堆，下面仍然像是一架只会滑行的飞机。
有人问他：“是不是刚起飞就降落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他说，“只会滑行，不会起飞。”
有人喊叫：“让政府赔偿。”
他苦笑地说：“政府赔偿了我被拆掉的房屋，没赔偿我被吓跑的性欲。”
有人建议：“吃伟哥吧。”
他说：“吃过，心脏倒是狂跳了一阵，下面还是只会滑行。”
我在阵阵笑声里走了过去，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我走过市政府前的广场，经过两个公交车站，前面就是盛和路。
那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上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店铺，我意志消沉。当我发现银行卡上的钱所剩不多时，不得不思索起了以后的生活，我才四十一岁，还有不少时光等待我去打发。我通过一个课外教育的中介公司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学生住在盛和路上，我与她的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沙哑和迟疑的声音，说他女儿叫郑小敏，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说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收入不多，承担我每小时五十元的家教费有点困难。他声音里的无奈很像我的无奈，我说每小时三十元吧，他停顿一会儿后连着说了三声谢谢。
我们约好这天下午四点钟第一次上课。我去发廊理了头发，回家刮了胡子，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外面是一件棉大衣。我的棉大衣是旧的，里面的衣服也是旧的。
我走到熟悉的盛和路，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一家超市，什么地方有星巴克，什么地方有麦当劳，什么地方有肯德基，什么地方有一条服装街，什么地方有几家什么饭馆。
我走过这些地方，眼前突然陌生了，一片杂乱的废墟提醒我，盛和路上三幢陈旧的六层楼房没有了，我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应该在中间这一幢里。
我前几天经过时还看见它们耸立在那里，阳台上晾着衣服，有几条白色的横幅悬挂在三幢楼房上，横幅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坚决抵制强拆”、“抗议暴力拆迁”、“誓死捍卫家园”。
我看着这片废墟，一些衣物在钢筋水泥里隐约可见，两辆铲车和两辆卡车停在旁边，还有一辆警车，有四个警察坐在暖和的车里面。
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孤零零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断掉的钢筋在水泥板的两侧弯弯曲曲。书包依靠着她的膝盖，课本和作业本摊开在腿上，她低头写着什么。她早晨上学时走出自己的家，下午放学回来时她的家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父母，她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来，在寒风里哆嗦地写着作业。
我跨上全是钢筋水泥的废墟，身体摇晃着来到她的身旁，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脸蛋被寒风吹得通红。
我问她：“你不冷吗？”
“我冷。”她说。
我伸手指指不远处的肯德基，我说那里面暖和，可以去那里做作业。
她摇摇头说：“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
她说完低下头，继续在自己双腿组成的桌子上做作业。我环顾废墟，不知道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在什么位置。
我再次问她：“你知道郑小敏的家在哪里？”
“就在这里，”她指指自己坐着的地方说，“我就是郑小敏。”
我看到她惊讶的表情，告诉她我是约好了今天来给她做家教的。她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件事，茫然地看看四周说：
“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说：“我明天再来吧。”
“明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她提醒我，“你给我爸爸打电话，他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
“好的，”我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步履困难地离开这堆破碎的钢筋水泥，听到她在后面说：“谢谢老师。”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我回头看看这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她坐在那里，让钢筋水泥的废墟也变得柔和了。
我走回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已经有两三千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打出横幅，呼喊口号，这时像是在示威了。广场的四周全是警察和警车，警方已经封锁道路，禁止外面的人进入广场。我看见一个示威者站在市政府前的台阶上，他举着扩音器，对着广场上情绪激昂的示威人群反复喊叫着：
“安静！请安静……”
他喊叫了几分钟后，示威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左手举着扩音器，右手挥舞着说：
“我们是来要求公平正义的，我们是和平示威，我们不要做出过激行为，我们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上午发生在盛和路的强拆事件，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现在生死不明……”
一辆驶来的面包车停在我身旁，跳下七八个人，他们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我看出来里面塞满了石子，他们走到封锁道路的警察前，从裤袋里掏出证件给警察看一下后就长驱直入。我看到他们先是大摇大摆地走过去，随后小跑起来，他们跑到市政府前的台阶上，开始喊叫了：
“砸了市政府……”
他们掏出口袋里的石子砸向市政府的门窗，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响声从远处传来。警察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驱散示威的人群。广场上乱成一团，示威者四下逃散，试图和警察对峙的被按倒在地。那七八个砸了市政府门窗的人一路小跑过来，他们向站在我前面的两个警察点点头后跳上面包车，面包车疾驶而去时，我看清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
晚上的时候，我坐在一家名叫谭家菜的饭馆里。这家饭馆价廉味美，我经常光顾，我的每次光顾只是吃一碗便宜的面条。我用饭馆收银台上面的电话给郑小敏父亲的手机打了几个电话，对方始终没有接听，只有嘟嘟的回铃音。
电视里正在报道下午发生的示威事件。电视里说少数人在市政府广场前聚众闹事，打砸市政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警方依法拘留了十九个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事态已经平息。电视没有播放画面，只是一男一女两个新闻主播在说话。一段广告之后，电视里出现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西装革履的模样，他坐在沙发里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两个人都是在重复刚才新闻主播说过的话。然后记者问他盛和路拆迁中是否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他矢口否认，说完全是谣言，造谣者已被依法拘留。接下去这位新闻发言人历数市政府这几年来在民生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
坐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大声喊叫：“服务员，换台。”
一个服务员拿着摇控器走过来换台，新闻发言人没了，一场足球比赛占据了电视画面。
这个男子扭过头来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微微一笑，低头继续吃着面条。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经搀扶他来过这里，我们坐在楼下的角落里，我点了父亲平时爱吃的菜，我父亲吃了几口后就吃不下去了，我劝说他再吃一点，他顺从地点点头，艰难地再吃几口，接着就呕吐了。我歉意地向服务员要了餐巾纸，将父亲留在桌子和地上的呕吐物擦干净，然后搀扶父亲离开，我对饭店的老板说：
“对不起。”
饭店老板轻轻摇摇头说：“没关系，欢迎下次再来。”
父亲不辞而别后，我一个人来到这里，还是坐在角落里，伤感地吃着面条。这位老板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他竟然记住了我们。那一次我情绪失控，讲述了我的身世，说父亲得了绝症后为了不拖累我，独自一人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同情地看着我。
后来我每次来到这里，吃完一碗便宜的面条后，他都会送我一个果盘，坐下来和我说话。
这位老板名叫谭家鑫，夫妻两人和女儿女婿共同经营这家饭店，楼上是包间，楼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