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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非极地沙漠在六千年以前还是绿色的热带草原。鳄鱼和河马在撒哈拉的河流中打滚嬉戏。随后地球的轨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调整。倾斜的地轴往垂直方向偏过了半度，这个幅度使地球的雨云减少。这一点还不足以使草场变为沙丘。巧的是，在这个气候阶段，时值人类的发展，于是干旱的灌木丛也遭到破坏。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北美洲的智人已经从用矛狩猎进化到种植中东的谷物和养殖牲畜。他们带着自己的财产骑上美洲蹄类动物的温顺后代——骆驼。它们的同胞在家乡的大型动物大屠杀中灭绝，但幸运的是，它们在那之前已经迁居他地。
第六章 非洲悖论（5）
骆驼吃草；草需要水。庄稼的种植带来了人类的繁荣，但它们也需要水。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牲畜、牧场、田野和水——不过一切都不是时候。没人知道雨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人类以为气候会还原成原先的样子，一切都会重新生长出来，于是，人类和它们的牲畜走得更远，导致了过度放牧。
可事实上，气候并没有还原。它们消耗得越多，向天空中蒸腾的水份就越少，雨水也就越少。结果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哈拉沙漠。只不过它当时要小一些。过了二十世纪，非洲人类和牲畜的数量逐年递升，气温也一样。这使得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国家濒临沙漠化的危险。
再往南，赤道地区的非洲人已经放牧了几千年，狩猎的时间更为长久，但事实上，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存在互惠的关系：当和肯尼亚的马阿塞人一样的牧人在草原和水池边放牧的时候，他们的利矛让狮子望而却步，羚羊便紧跟其后，以获得人类掠食者的保护。斑马也跟着羚羊而来。游牧民族不再吃那么多的肉类，而是小心翼翼地从牛的颈静脉中放血和止血，学会了靠牲畜的奶和血生活。只有当干旱袭来，牲畜饲料减少之时，他们才又开始狩猎，或者与生活在灌木中的部落交换猎物。
后来人类自身成为了猎物——或者说，商品，从此人类、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和同胞黑猩猩一样，我们也经常为了领土和配偶发生血战。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兴起，我们竟然沦为可供出口的东西。
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肯尼亚东南部一个被称为“册佛”的灌木丛生的乡间看到奴隶制度在非洲留下的痕迹。这是个阴森古怪的地方，熔岩流、平顶刺槐、没药树和猴面包树在这里生长。因为册佛的舌蝇不适合于人类放牧牛羊，这里就成为瓦阿塔丛林民族的狩猎地。它们的猎物有大象、长颈鹿、南非大水牛、各种瞪羚、大耳岩羚和另外一种长有条纹的羚羊——捻角羚，它们的角酷似螺旋拔塞器，竟长达六英尺。
东非黑奴的目的地并非美洲，而是阿拉伯半岛。在十九世纪中期，肯尼亚沿海的蒙巴萨岛是贩卖人口的海运码头，也是阿拉伯奴隶贩子靠着枪火从中非村落中捕获而来的“商品”的中转站。一队队的奴隶光着脚从裂谷往山下走，押送他们的是骑在驴背上、持有武器的奴隶贩子。当他们走到册佛，气温升高了，舌蝇蜂拥而来。幸存下来的奴隶贩子、射手和奴隶朝着一小片名为“姿玛泉区”的绿洲走去。这里有自流泉，水龟和河马在这里生活；每天有5000万加仑的水从三十英里以外的火山带往上涌，使水池中的蓄水保持清洁。奴隶运输队会在这里逗留好几天，向瓦阿塔的弓箭狩猎者购买所需物资。他们一路押送奴隶，一路射杀遇到的大象。随着象牙需求的增长，其价格超过了奴隶，而奴隶的主要价值也转移到了象牙搬运上。
姿玛泉区的附近，水再次露出地表，形成了通往大海的册佛河。沿路是金鸡纳树和棕榈树的阴凉树荫，这条道路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但为此付出的代价通常是疟疾。豺狼和土狼尾随在队伍的后面，册佛的狮子也因吞食落在后面的奄奄一息的奴隶而出了名。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人停止贩卖奴隶为止，成千上万的人和大象死在这条连接中部平原和蒙巴萨岛拍卖市场之间的“象牙－奴隶之路”上。这条道路被封闭之后，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湖（尼罗河的一个源头）之间开始修建铁路，这对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至关重要。册佛饥饿的狮子有时会跳上火车困住铁路工人，终因吃人而举世闻名。它们的胃口成为传说和电影的素材，但里面鲜有提及它们如此饥饿的原因是猎物的匮乏：为满足奴隶队伍的食物需求，这一千年来，这里的猎物被赶尽杀绝。
随着奴隶制度的废除和铁路建设的竣工，册佛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空旷乡村。没有了人类，野生动物便慢慢回来了。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再次带着武器来到这里。英国和德国原先同意共同瓜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到了1914－1918年间，两国在非洲开战，战争的原因比两国在欧洲掀起的战事更为阴暗和肮脏。坦噶尼喀湖来的德国殖民军队几次三番轰炸了英国蒙巴萨岛到维多利亚湖沿线的铁路。双方在册佛河边的棕榈和金鸡纳树林中交战，靠丛林动物的肉为生，死于疟疾的士兵的数量不亚于死在枪口下的，可是子弹给野生动物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第六章 非洲悖论（6）
于是，册佛再次变得空无一人。人类离开后，册佛又一次成为动物的栖息地。长满了黄色果实的砂纸树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成为狒狒家族的家园。1948年，女皇声明册佛对于人类已无利用价值，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贸易线路于是被宣布为保护区。二十年之后，册佛地区的大象数量达到了45000头，成为非洲最大的大象保护区。不过，这不会长久的。
随着白色的飞机缓缓起飞，这个世界上最不协调的景观在机翼下呈现。下面辽阔的热带草原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大角斑羚、汤姆逊瞪羚、南非大水牛、狷羚、鸵鸟、白腹鸨、长颈鹿和狮子挤在一起生活，背后是高楼大厦的厚重墙体。这栋灰色的都市化大楼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最穷的贫民窟。奈洛比的历史和这条铁路一样长，它最初是作为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补给站而建造起来的。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很可能将会是第一个消失的城市，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新的建筑也已迅速开裂。奈洛比国家公园在城市的另一端，没有围栏。飞机越过公园没有任何标记的界限，穿过点缀着牵牛花树的灰色平原。只要穿过这里，羚羊、斑马和犀牛便能沿着一条通道随雨水迁徙。近来，玉米地、花卉农场、桉树种植园和设有围栏、私人水井的高大住宅将这条通道越挤越窄。所有这一切或许会将肯尼亚最为古老的国家公园转变为一个野生生物的岛屿。这条通道未受保护；奈洛比国家公园外围的住宅变得炙手可热，在飞机驾驶员大卫·威斯腾看来，最英明的抉择是政府买单，使住宅居民同意让动物在他们的地盘上穿行。他也参与了协商工作，但却不抱希望。每个人都害怕大象会踩烂他们的花园，或者招来更糟糕的麻烦。
统计大象的数量是大卫·威斯腾今天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三十年。他在坦桑尼亚长大，是英国一个知名的狩猎者的儿子，孩提时代就经常跟随他携带枪支的父亲徒步行走好几天，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他这辈子就射杀了一只动物；奄奄一息的疣猪的眼神浇灭了他对狩猎的所有激情。他的父亲死于象牙之下，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第六章 非洲悖论（7）
飞机下降300英尺后，他开始做顺时针盘旋，以30度的斜角转弯。他记录下一圈粪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个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马阿塞人能娶上十个妻子。他计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图上标出77头牛。从飞机上看，马阿塞牧人看起来好像是绿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们个高、自然、皮肤黝黑，穿着传统的红格子花呢披肩——说到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在这里分发格子呢毛毯，马阿塞牧人发现这种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们放牧的几周内，携带上路也十分轻薄。
“游牧民族，”威斯腾压过飞机引擎的声音说道：“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代名词。他们的行为习惯与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样，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带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后再把它们带回到水池边。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马阿塞人平均要换8个住所。威斯腾深信，人类的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有利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野生生物。
“他们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给象群。大象又及时地开辟出草地。你总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丛林的组合。这便是热带草原多样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许就只能养活适合森林生活的物种或适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腾驾车穿越南亚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维斯人13000年前消灭当地猛犸的遗址。途中，他向古生态学家、更新世“射杀过度”理论的创始人保罗·马丁描述了这个现象。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动物。人类总是焚烧牡豆灌木丛。马丁指着农场主租出的土地上长出的杂乱无章的牡豆问道：“你觉得象群可以在这里栖息吗？”
这时大卫·威斯腾笑了。但马丁又接着说下去：“非洲象该如何在这片沙漠中生存？它们能不能爬上崎岖的花岗岩山脉寻找水源呢？亚洲象的血缘与猛犸更为接近，它们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比起用推土机和除草剂来铲除牡豆灌木丛，现在的方法当然要好些，”威斯腾同意这个观点：“让象群来干这样的事情要便宜和简单得多了，它们的粪便还有利于草种的生长。”
“没错，”马丁说：“猛犸和乳齿象就是这么干的。”
“是啊，”威斯腾回答说：“如果原先的物种消失了，为什么不用后继的物种来取代呢？”从那时起，保罗·马丁就一直在劝说人们让象群回归北美洲。
然而与马阿塞人不同的是，美国的农场主并非游牧民族，它们不会定期腾出地方给象群栖息。不过马阿塞人和它们的牲畜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外围一圈圈过度放牧造成的贫瘠土地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卫·威斯腾浅色头发、皮肤白皙，当他用斯瓦希里语与七英尺高、皮肤黝黑的马阿塞人交谈的时候，人种间的差异在长期起来形成的互敬互重中消解。土地的划分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共同敌人。随着开发商和竞争关系的部落移民竖起围栏和标界的时候，马阿塞人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寻找一块自己的地盘，定居下来。威斯腾说，人类消失之后，人类重塑非洲的格局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抹去。
“这是个极端化的情况。如果你把象群赶入公园内，你在园外放牧，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有的树木都会消失，草地会长出来；外面呢，会变成浓密的灌木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象群学会了如何呆在安全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它们竟步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碰撞中：一方是越发贫穷的非洲，肯尼亚的出生率达到全球第一；另一方是亚洲经济的腾飞，刺激了对远东奢侈品的无限渴求。这其中也包括象牙，人们对它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