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艺家海克麦特·乌鲁珊说服了他——他总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穆尼尔再一次看到野花让塞浦路斯的大地有了新的容颜：烧焦了的山坡上覆盖着深红色的罂粟花。乌鲁珊告诉他，有些罂粟的种子已经存活了一千多年，它们一直等待着大火把树林烧为灰烬后尽情绽放。
拉普塔村俯视着北部的海岸线。海克麦特·乌鲁珊在村里种植无花果、仙客来、仙人掌和葡萄，还虔诚地照料着塞浦路斯全国上下最为古老的一棵桑树。自从年轻时被迫离开南方之后，他的小胡子、下巴上的短尖髯和剩下的一簇头发就逐渐开始花白了，他的父亲在这里曾有一片葡萄园，还养着些绵羊，种着杏树、橄榄树和柠檬树。在这场纷争悄悄将岛屿一分为二之前，二十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山谷中共同生活。随后邻居们就突然被乱棍打死。他们看到一个土耳其老妇的碎尸——她之前是在放羊，这头咩咩叫的动物仍系在她的腰间。这太残酷了，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在屠杀希腊人。两个部族之间的仇恨和仇杀并不比黑猩猩相互残杀的欲望来得更难以解释、更为复杂：事实上，我们人类假装自己的文明模式超越了动物，但这不过是徒劳的自欺欺人。
从自己的花园往下望出去，海克麦特能看到凯里尼亚的港口，七世纪的拜占庭城堡建造在罗马要塞的遗址上，它守卫着这个港口。十字军战士和威尼斯人随后占领了此处；后来又来了土耳其帝国，再是英国人，现在又一次轮到了土耳其人。如今这个城堡成了个博物馆，里面藏着世界上最为珍贵的遗产——1965年发现的一艘完整的希腊商船，它沉没于距离凯里尼亚一英里的海中。沉没时，船上装满了磨石和成百上千个陶瓮，里面装的葡萄酒、橄榄和杏树果。沉重的货物使它迅速下沉，水流将它埋于淤泥之下。船上装载的杏树果很有可能是遇难的几天前在塞浦路斯采摘下来的。根据碳元素测年法，这艘船大约是在2300年前沉没的。
因为避免了与氧气的接触，阿列颇松树做的船体和栋木都完好无损，不过它们还是得注入聚乙烯树脂，以防接触空气后开裂。造船者使用的是铜制的钉子，塞浦路斯曾经盛产金属铜，它们不会生锈。保存得同样完好的是铅制的钓鱼坠子和陶瓮，陶瓮多样的款式表明它们来自爱琴海的港口。
城堡十英尺厚的墙体和弯曲的塔楼用的都是石灰岩，它们是从周围的悬崖上开采过来的，塞浦路斯还处于地中海之中的那个时期沉积下来的小化石也在石灰岩中。然而，岛屿一分为二之后，凯里尼亚码头的城堡和精美的石制仓库被泛滥成灾的休闲娱乐场所遮挡，赌博、不健全的货币流通法律成为这个不被认可的国家唯一的经济出路。
海克麦特·乌鲁珊沿着塞浦路斯的北海岸往东，驶过另外三个天然石灰岩建成的城堡，城堡下凹凸不平的山体与狭窄的小路平行而立。海峡和海角俯瞰着黄玉色的地中海，这里有石屋村落的遗迹，其中有些已有六千年的历史。直到最近，人们依然能看到它们的露台、半埋的墙壁和防波堤。然而，从2003年起，另一次外来入侵摧毁了这个岛屿的面貌。“唯一的安慰，”乌鲁珊说，“是这次入侵并不算长。”
这一次的入侵者可不是十字军，而是上了年纪的英国人想寻找一块靠中产阶级的退休金就能买得起的、温暖的养老场所。狂热的开发商发现塞浦路斯北部这个不被认可的国家里，竟然还留有利比亚以北最后一块便宜、未被人类破坏的临海地皮，于是人们随意添加了土地利用的分区编号。推土机突然间铲倒了山坡上有五百多年树龄的橄榄树。红瓦屋顶的浪潮不久之后便席卷了整个大地，建筑的平面图被重复克隆成浇铸的混凝土。钱款刚一到位，房产公司就涌向海滩竖起了英语的广告牌，“地产”、“山间别墅”、“海滨别墅”和“豪华别墅”等字眼被添加到古老的地中海地名之后。
第七章 土崩瓦解（5）
40000－100000英镑（75000－185000美元）的价格激起一阵买房热。尽管希腊塞浦路斯人依然声称拥有大部分的土地，但这种名义上的纠纷在钱的诱惑下显得微不足道了。北塞浦路斯一个环保机构抗议在这里兴建高尔夫球场，它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只好用大塑料袋从土耳其进口水资源了；这里的垃圾场已经满了；没有污水处理结构意味着会有五倍之多的污水被倾倒到透明纯净的大海中……但是抗议根本无济于事。
每个月都有更多的蒸汽挖土机像饥饿的雷龙一般大口吞噬着海岸线，橄榄树和豆角树被吐出来，扔在凯里尼亚以东三十英里处的柏油路上，这条马路还在不断拓宽，看不出任何停止的迹象。海岸上，满目可见的都是英语，建筑物上也尴尬地贴上了英语标牌。一个接一个的标牌划清了彼此的地盘，英语名字似乎能增加建筑的可信度一样，但事实上海滨别墅的质量是每况愈下：水泥不靠粉刷，而是涂抹一层草草了事；屋顶的陶瓷瓦片是破烂的人工聚合物制成的假冒伪劣产品；檐口和窗户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仿石雕。海克麦特·乌鲁珊看到光秃秃、没了墙面的镇公所构架前有一堆传统黄瓦，此时他意识到，有人剥下桥梁上的石制饰面，卖给承包商。
建筑构架底部的四方石灰岩看起来有几分眼熟。过了没多久，他就认出来了。“和瓦罗沙太相似了。”房屋才完工了一半，周围满是建筑用的碎石，不禁令人想起一半已化为废墟的瓦罗沙。
房屋的质量还在下降。每块广告牌都在大肆吹嘘北塞浦路斯充满阳光的梦幻家园，广告牌接近底部的地方有个告示：工程担保期是十年。如果开发商真如传言所说，用沙滩上的沙子拌作水泥的时候懒得去冲洗其中含有的海盐，那么恐怕这房子也就能撑十年。
过了新开发的高尔夫球场，道路终于狭窄下来。穿过那些被人剥走了石灰岩饰面的单车道小桥，走过一条长满了桃金娘和粉色兰花的小峡谷，小路通向了卡帕斯半岛——它细细长长，一直向东延伸到黎凡特16地区。空无一人的希腊教堂在半岛上排列开来，教堂内部已经毁坏，但并未坍塌，见证着石制建筑的坚韧不拔。石制建筑最能体现定居人类与游牧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之间的区别，后者的用泥巴和树木枝条建起的临时棚屋，寿命不会长过一季一生的野草。我们离开以后，石制建筑将百世永存。现代的建筑材料保持不了多少时间，随着它们的腐烂分解，世界渐渐抹去了人类的印痕，又将退回到石器时代。
峰回路转后，景观便有所不同起来。地球引力牵引着旧墙下的土层，于是这里又变回了小山丘。岛屿最终将成为长满喜盐灌木和阿月浑子树的沙丘。而沙滩呢，也将被母海龟的肚皮推得平平整整。
一棵枝繁叶茂的日本金松矗立在小小的石灰岩山顶上。岩石表层的阴影部分原来是洞穴。再近一点，低矮的拱形门廊那柔和的弧线透露出曾遭开凿的痕迹。这个风吹雨打的小岛，距离隔海相望的土耳其还不到四十英里，到叙利亚也只有六十英里。塞浦路斯开始了它的石器时代。人类抵达这个岛屿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知的最老建筑——一座石塔正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17缓缓升起。尽管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住宅有些原始，但它依旧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巨大的进步——虽说在此之前的四万年，东南亚的亚洲人就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船员们去那地平线以外、海岸线上无法眺及的世界中冒险，终于发现眼前等待着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洞穴很浅，也许只有二十英尺深，却十分暖和，这有点让人惊讶。沉积墙上的雕刻令木炭熏黑的壁炉、两张凳子和卧榻都显得颇有风味。第二间房间比第一间稍小，几乎是方形的，门口的拱廊竟也是直角的。
南非的南方古猿遗骸表明，人类一百多万年之前就开始居住在洞穴中了。在法国萧维的一个断崖岩穴中，克鲁马努人32000年前就生活在洞穴中，他们还创造出人类第一个艺术画廊——画的是他们寻觅的欧洲大型动物，或者是他们渴望精神上与之交流的神秘力量。
第七章 土崩瓦解（6）
这里没有这样的史前遗物：塞浦路斯的第一批居民是奋勇的先驱，他们对审美的追求还是以后的事情。他们的尸骨埋于地下。当我们的楼房和耶利哥古塔早已沦为沙子和土壤的时候，我们曾经藏身的洞穴、我们第一次懂得了“墙”这个概念的洞穴——包括他们对艺术的渴求——都会留存下来。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它们会静静等待未来的居住者。
第八章 残存（1）
1．天与地的震颤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曾是个东正教教堂，用的是大理石材质，表面覆盖的是马赛克的镶饰。我们很难看出，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巨大的穹隆结构。它的直径长达100英尺，比起古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只是稍微小了一点，不过它却要高得多了。它的设计颇有创意，底部的拱形窗户柱廊分担了大穹隆的重量，让它看起来似在漂浮。径直向上凝望，头顶上方185英尺处的镀金圆顶实在难以让人不担惊受怕，旁观者一方面对这个奇迹将信将疑，另一方面又有那么点儿头晕目眩。
在一千年的时间中，加强的内墙、额外的半穹隆结构、飞拱、穹隅和巨大的装饰墩进一步分担了穹隆的重量，土耳其土木工程师麦特·索安森认为，就算是大地震也难以撼动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竣工于公元537年，二十年之后，教堂的第一个穹隆就是在一次地震中摧毁的。这场灾祸使人们开始了加固的工程；尽管如此，地震还是把教堂（1453年成为了清真寺）严重损坏了两次，直到土耳其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米玛·思南于十六世纪将其修复。土耳其帝国时期在教堂外部加上的精美尖塔总有一天会坍塌下来，但即使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即使没有泥瓦匠再来定期重嵌圣索菲亚的灰泥，索安森还是认为它和伊斯坦布尔其它古老而伟大的石工大厦必能完好地进入未来的地质时期。
有点儿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自己出生的城市，他却不再多说什么。这并非因为这个城市一成不变。在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原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更早的时候名叫拜占庭城，这个城市的政权几经换手，难以想象还有什么能给它带来巨大的变化，摧毁就更不可能了。但是麦特·索安森深信，不管人类在不在，前者业已发生，而后者也已步步逼近。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唯一的区别将是：再也没有谁来捡起伊斯坦布尔的碎片了。
索安森博士是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结构工程系的教授，他于1952年首次离开土耳其到美国接受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此时的伊斯坦布尔只有100万人口。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变为了1500万。他认为，从土耳其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这个过程中，这一点比起之前宗教信仰的变化——从信奉特尔斐神谕到罗马文明，再到拜占庭的东正教，再到十字军带来的天主教，最后到穆斯林——是个大得多的转变。
索安森博士以一名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变化。尽管先前的强大文明给自己立起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附近的蓝色清真寺这样雄伟的纪念碑，但人口的增长在建筑上的表现便是一百多万幢多层的楼房同时挤入伊斯坦布尔狭窄的街道中——他说这是注定要让人折寿的房屋。2005年，索安森和他组建的国际建筑学与地震学专家小组警告土耳其政府，三十年的时间内，城市东部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将会悄悄发生运动。地震若发生，至少五万幢公寓会坍塌下来。
他依然在等待回应，尽管他觉得人们可能不相信专家认为终要发生的事情。1985年九月，美国政府匆匆忙忙把索安森调回墨西哥城，分析它的大使馆为何能经受得住使将近一千幢大楼轰然倒塌的8。1级地震。这个结构经过强化的大使馆大楼在地震中完好无损，他就在地震前一年检测过它。然而改革大道和其附近的街道上，许多高耸的办公楼、公寓和酒店都已经倒塌了。
这种地震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实为罕见。“不过这场地震基本只影响到市区。但是墨西哥城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与伊斯坦布尔将要发生的灾祸相提并论。”
这两场灾难，一个在过去，一个在未来，却不无相通之处：几乎所有倒塌的大厦都是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土耳其未参加这场战争，但是它的经济和其它国家一样遭受了打击。随着战后欧洲的经济腾飞，工业振兴起来，数以万计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找工作。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填满了六七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浇铸的住宅楼。
第八章 残存（2）
“但是混凝土的强度，”麦特·索安森告诉土耳其政府：“只有芝加哥混凝土的十分之一。混凝土的强度和质量取决于水泥的使用量。”
当时的问题在于经济不景气，混凝土很难搞到。但是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增长，问题也愈发严重，楼层越建越高，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混凝土或石制建筑的成功，”索安森解释说：“在于第一层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楼层越高，大楼也就越重。”在商场或餐馆的建筑结构的顶部擅自增加居民楼——这就是危险所在。这样的楼房大多数是开放式的商业区，没有内部支柱或承重墙，因为它们本来就只该有一层。
事后擅自增加的楼层很少能够与原有的建筑结合紧密，这一点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索安森说，更糟的是，人们为了通风或节省材料，在墙体的顶端留下一段空隙。当建筑物在地震中摇动的时候，有些墙体的支撑柱折断了。在土耳其，无数的学校里都存在这样的隐患。从加勒比到拉丁美洲，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只要是没有空调的热带地区，人们通常会靠通风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