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实际上把雅尔塔会议时模糊不清的规定明晰化了。
李晨则指出了远东格局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从雅尔塔会议到朝鲜战争爆发，仅有短短五年的时间，远东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欧洲相比，雅尔塔对于远东的规划确实很粗糙。美国在政治上要扶植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但落实到行动，却非常谨慎，尤其是面对国共内战的复杂格局。苏联也只是关心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能否维持，以及拓展安全范围，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中国内战的确受到雅尔塔国际背景的影响，但是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内生的动力作用更大。中国的内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周边。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合作维持战后亚太秩序的规划落空后，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扶植日本。苏联认为，美国默许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没有干涉，那朝鲜半岛“锦上添花”也未尝不可，于是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政策，推动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美国则因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的震撼，下决心强力介入东亚事务，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出兵遏制中苏，随后又构建军事同盟体系。印度支那方面，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原本是游击战，而且是孤军奋战，但到了1950年，就出现了背靠新中国的有利局面。有了中国的支援，游击队可以转化为正规军，能够和法军主力正面交手了。因为有了中国因素，美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担忧也就加重了，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
于铁军说，美苏当时的合作，也都只能是基于当时情况所做的一个大而化之的东西。它们设定了蓝图，想控制战后的局面，但它们能随心所欲吗？它们想控制的那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领袖和伟人，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不是少数大国能搞定的。例如中国有毛泽东，朝鲜有金日成，越南有胡志明，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战后的雅尔塔两极体制。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雅尔塔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东西方亿万民众的命运，但也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弹，它们要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雅尔塔就这样从正反两方面一步步地塑造了战后的局势，在许多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大变迁，也改变着亿万民众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
雅尔塔体系结束了吗
雅尔塔体系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毕竟在几十年间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崩溃的是冷战格局或两极格局，而雅尔塔体系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近代以来最能经受实践考验的一个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要保卫的是整个战后的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系基本完成了任务。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通过大国合作来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原则，是通过建立联合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国间相互制约的和平机制，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这一机制在冷战中没有改变，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乃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的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主张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也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本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于铁军说，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发表的讲话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要牢记历史、毋忘战争、面向未来、珍视和平。现在我们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能量，向其他国家表明当今中国是一个文明、自信、繁荣、稳定和热爱和平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美苏两极对立为基本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也就终结了，但在东亚，情况则要复杂些。雅尔塔体制的消解似乎开始得更早，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右）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迎接。随即中苏展开漫长激烈的谈判，直到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初晓波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分割点，机制本身会有连续性，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特征，如军事同盟集团的影响力，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运转灵活。东亚国家目前仍然存在领土争端，对于钓鱼岛争端，我们援引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就是雅尔塔体制。但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秩序？不要说世界范围，只说东亚地区，它实际上是多种秩序的一个复合。比如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完成对殖民问题的清理，没有邦交关系，更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日俄之间也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体系还没有清理干净。再看看区域内日益强化的同盟关系，冷战的遗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对雅尔塔体制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观察。
李晨从根源上指出了雅尔塔体系在远东与欧洲不同的问题。在远东，从一开始，各方对雅尔塔体系的接受就是勉强的。尤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很快就感到可能不需要苏联对日作战，即使需要，雅尔塔会议的代价也太高了。苏联则担心如果赶不上对日作战的末班车，就无法在远东索取回报。所以苏军在德国一投降就迅速地向远东调兵。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在对日投降问题上的竞争已经展开了。从这一点来看，大概雅尔塔体系对远东的安排一做出来之后，它就已经出了问题。
于铁军指出了其后的事态发展。1955年，亚非国家撇开美苏独自举行万隆会议，开了“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一支独立力量之先声。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雅尔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不复存在。东亚另一个主要角色日本则在美日同盟的庇护下专心发展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演时，世界大体上仍然处于雅尔塔体制之下，但尼克松已经认为世界形成了美、苏、西欧、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称它们将确定今后30年世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走向。于铁军认为，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消解过程，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结束。因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仍然是东亚安全体系的核心架构，只是它们针对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中国。
项佐涛认为，即使在欧洲，雅尔塔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它的影响没有消除。美欧国家仍旧把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当成是欧洲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因此才有通过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种种举动。双方争夺的对象依旧是位于老牌西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带，只是这次俄罗斯输得很惨，失去了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原属老牌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区域。原本在雅尔塔体系中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大部分加入了欧盟，剩下的也以加入欧盟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原来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加入欧盟的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加入北约，甚至欧盟东扩的火都烧到了俄罗斯老家的跟前。欧洲的政治格局似乎又回到了二战之前。
雅尔塔体系“回归”？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雅尔塔格局会在欧洲“回归”吗？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使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了种种猜测。
对这个问题，于铁军的回答是，乌克兰事件虽然再度提醒大家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它与西方的对立，使人回想起冷战时期欧洲的某些特征，但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与整个西方相抗衡的力量，所以乌克兰危机并不预示着欧洲将重新回到两极体制。
孔寒冰也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乌克兰危机都不可能导致雅尔塔体系的复活。乌克兰并不属于西方，事实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不仅都是斯拉夫人，而且都是东斯拉夫人。乌克兰的不同之处是它处在东西方边界上，历史上曾有一部分被曾经强大的波兰侵占过。但波兰人也是斯拉夫人，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样是西斯拉夫人。西欧大国对这些斯拉夫国家缺少根本性的认同。东欧剧变以后，它们回归欧洲、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苏联了。但是认为东欧国家已经完全回归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过于乐观了。想一想，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谁？是西欧国家。三次瓜分波兰的是谁？是俄普奥三个大国。西欧不会对乌克兰完全认同，也不会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
项佐涛谈到了另一个方面。他说，把欧盟东扩看成是单纯地遏制和打压俄罗斯的举动是偏颇的，但不能排除这种意图。欧盟东扩，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是为了一个大欧洲的理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占据了地缘政治优势地位之后，大力在文化上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有在经济上扩大资本、商品市场和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现实利益。从欧盟扩大的历史看，这两种成分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孰重孰轻并不一样。但是，冷战结束后的欧盟东扩，现实主义的考虑似乎超过了理想主义。欧盟通过东扩的确把自己的战略防线进一步东移，更何况中东欧国家为西欧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也不容忽视。
然而，欧盟和北约是否能够无限制地东扩，雅尔塔体系的结局是否会以俄罗斯的彻底溃败告终？项佐涛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欧盟的核心国家说，它们发展新成员国的意愿在降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劳动力整体素质、经济基础比较差，东扩给欧盟的经济贡献会越来越低。同时，东欧有些地区历史上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欧盟和北约如果动了这些地区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反抗甚至报复。欧盟和北约东扩时就不敢贸然行事。更何况，长期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是否有必要因为乌克兰激怒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谁对欧盟更重要，这是需要权衡的。
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说，它们是想加入欧盟的，但在自己的一些“核心利益”上，如领土主权完整、民族自决度和尊严，不愿意为了加入欧盟而让步。东南欧和东欧与西欧国家的文明差异本身就很大，而其欧洲怀疑主义的色彩更浓厚。欧盟越东扩，对当地国家的撕裂程度会越大，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会越多。现在乌克兰国内动荡正是亲欧派和亲俄派矛盾激化的结果。有观察家甚至认为，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之日，就将是国家分裂之时。
因此，可以说，狭义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是以欧洲老牌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并不会结束。结束的只是附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再创造出一套对立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无可能？真正变化的是由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导致的大国势力范围的改变，是俄罗斯自身衰落，战略空间被压缩了。但是，一旦俄罗斯重新崛起，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雅尔塔的启示：大国不能任性
雅尔塔体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初晓波指出，雅尔塔体制并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路线图”规划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在雅尔塔体制的不同时期里，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默契和规则制定不是友好协商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彼此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美苏两国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双方逐渐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形成了一套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最后产生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与美国的关系也好，与日本的关系也好，不太可能是通过几次会谈、通过一个关系定位就皆大欢喜、万事大吉了。中国可能要从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一个前瞻或者警示是，新秩序的形成和新规则的诞生，可能不仅仅是通过外交和谈判来产生，要充分做好摩擦和冲突的思想准备。
而于铁军提出的启示是：大国也不能任性。大国在设计雅尔塔体制时是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后来发现大国不是什么都能做得了的。如果控制不了，就要想一想能做什么。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事先得想好自己能做什么。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手握原子武器，但它也控制不了越南的局势。苏联的军事力量一度看上去甚至超过美国，但在阿富汗八年，也被搞得非常狼狈。所以，大国要谦虚，不能因为你是大国你就任性。大国也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大国一定要考虑国际制度建设问题。既然战争已不能作为大国解决彼此间问题的最后方式，那么靠什么来解决问题？大国安身立命贵在诚信，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否则可能就跟大国角色不匹配。雅尔塔体制后来的发展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国也要谦虚谨慎，重视制度，讲究规矩，维护诚信。
李晨认为，雅尔塔体系给当今的大国关系能够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好战略规划。主要大国在欧洲的规划中，明确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构架，即使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彼此与之相关的核心利益，也给予了默认。这应该是保持战后大国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大国之间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