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这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1788年法国又一次面临财政危机。和前两次财政危机（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险为夷不同的是，在权利意识方面已经觉醒的法国人此时已经对王室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虽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托克维尔将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毁灭。
【改革与革命赛跑】
理想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厦门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与社会变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仍然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改，闯过转型时期“最后的大关”。
2008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和对内、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却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等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然而无论哪种改革，最后给人的感觉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因此命运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并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种种利益交换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救赎意味。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而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爱国如何主义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曾经被视为高尚的情感为什么渐渐沦为一种“脏话”？爱国还是不爱国，以及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为什么也成为问题？
如果站在三十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便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精神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而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未来，必首先决定于全体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加塞特的不安】
爱国必须讲逻辑。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某种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初，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在《大众的反叛》一书里条分缕析，发出警告：“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此时，加塞特已经意识到国家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当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让加塞特不安的是，国家作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在加塞特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就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
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这样谈到“大众人”（A Mass…Man）：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者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加塞特将人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加塞特的洞见预言了发生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样是今天欧洲国家让渡主权，建设欧盟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正是因为这一洞见，该书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称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于二十世纪，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十八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十九世纪。
【替罪羊和替罪狼】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行，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唯一未来”（人间天堂）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
“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为国家献祭通常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奉献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个人自由；另一种是将别人奉献出去，此时“爱国”便与寻找替罪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方面，当年纳粹无疑是将两者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二战期间犹太人是替罪羊，那么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纳粹犯下的罪恶完全推给希特勒则无异于寻找“替罪狼”。毕竟，希特勒是民选总理，他在组织吃人的时候每个选民都在场，甚至领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尽管旧时代已经翻过去，但“爱国者”热衷寻找替罪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式的伤情追问。应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或这或那的不足，任何国家都会给人还不够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为看到时代有不足，看到“国家还不够爱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大有可为。近两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现代国家，就在于实现公民与国家相爱的宪政爱情。
【被策划的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