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庄子相比，老子的认识似乎更为成熟些，《老子·五十七章》中曾这样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其意是，不管怎么禁止、杀戮，也挡不住盗贼的孳生。像《韩非子·外储说上》说的郑国贤相子产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盗亦有道”的信仰，在大部分盗贼的行为中虽未能充分表现出来，但也不乏遵从之贼。据载，民国时期的海盗范巧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长江口外的横沙岛曾是盗贼出没的地方。长江口外因江面突然宽广，水流缓慢，从上游带下来的大量泥沙在此处沉积下来，逐步形成一个当潮水下降时露出水面的小岛，成岛时间距今仅百年左右，这就是横沙岛。由苏北的启东、海门一带逃荒逃难的贫苦人，在无处安身的情况下，便来到这个岛上开荒种地，有的以打鱼为生。为防止潮汛高涨时海水淹没小岛，岛上居民修筑堤圩（当地称为海塘），为建设小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后来，岛上逐渐产生了地主恶霸，他们勾结官府，强行霸占农民自行开垦的土地，并强行控制渔船，压迫剥削之手段甚为惨重，迫使部分农民、渔夫不得不以海上打劫为生，并由此而沦为海盗。
民国年间，岛上有几支大的海盗团伙，其中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名叫范巧林（又名范巧临）。此人原出身贫苦，少年时即体格健壮，身材高大，成年后练就武术，后干起海盗勾当。据岛上农民、渔民传说，这位江洋大盗奉行盗跖所创立的“盗亦有道”的宗旨，坚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一般不在岛上行劫，也不在江口、海面打劫小渔民或小客船，而是专对大商轮尤其是外国轮船行劫。
外轮上大都有武装警卫、保镖，外轮都有数千吨之巨，而他的海盗船仅只30吨，他以海盗船打劫巨大的外国巨轮颇有难度。他采取的方法，大都是他与团伙中几位闯荡过上海滩、见过世面的哥们儿，乔妆打扮成富商，凭船票上船，待轮船开出长江口进入大海后，他们即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控制轮船上的驾驶室、通讯设备等各个关键岗位，并与事先约定好的同伙相呼应。在被劫轮船抛锚后，他们便大肆抢劫巨额赃款和大量赃物，然后有计划地装进盗船，呼啸而去。
窃贼的信仰（2）
对于范巧林这股海盗团伙，官府曾多次派兵剿捕，但都从未如愿。然而，由于后来横沙岛上的几支海盗交相争霸，互相惨杀。在争霸中，范巧林多次被对手捉拿，多次在临死前死里逃生，最后一次被另一伙海盗以绳勒毙。范巧林最后还是死于同行之手。他所留下的一处在当时全岛最讲究的房舍，于解放后作为一所小学的校舍（参见郭绪印编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
“盗亦有道”这一信仰的延续和扩展，使得盗窃集团都多多少少立有自己的规矩。盗窃集团虽是以巧取豪夺为谋生手段的，但集团中的弟兄之间一般都重交情、讲义气，而不注重金钱财物。“黑心铜钿大家用”，此为贼帮中的口号之一，也就是将偷盗所得之物按额分配。如上海的“扒窃党”规定：下手人独得十分之四，余款按规定分配。这样的分配虽有等级、有高低的差别，帮中从却不争论多少。假如果然有人因分得份额的多少而提出异议，那么他就会为众贼所不耻。
为了使众贼的行动有章可循，贼帮中还定有不少的规矩，其目的是用来约束和节制窃贼的行为，或是用来笼络窃贼。这些规矩是不容违反的，一旦违反，就有可能被逐出贼帮，甚至可能招来性命之忧。如上海的贼帮（称为“扒手党”或“扒窃党”），就定有不少规矩，其中有：
物退原主
贼帮中的窃贼为安全起见，盗窃得来的财物，一概须保留三到四天，才可公开分肥。如果失窃的人是官府中人，或是有势力人的亲戚、好友，失主便会四出派人侦查。一般可以根据失窃的时间、地点，找出偷窃的贼帮。这时，贼帮中的首领就会被传，或私下说定，让其找出下手人。贼帮则根据失主的身份，视其势力的大小，该把原物奉还的，就得如数奉还，这种做法用贼帮的黑话说，就叫做“呕扒”。“呕扒”当然是十分扫兴的事，也是贼帮最不愿干的事。但当他们意识到不得不“呕扒”时，就会想法通知失主，约定时日，然后使失主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失物归还原主。
公积金制度
命运使从事盗窃的窃贼不得不把牢狱视为第二家庭。因为行窃总有一天要“失风”，即失手。从事偷盗行为时间长了，难免有“失风”的时候。所以，“失风”对老资格的窃贼来说已算不得什么。老资格的窃贼“失风”入狱时，只是随身携带一把牙刷。这些窃贼已习惯了坐牢的生活，蓬头垢面的牢房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害怕，可说是几进几出，饱经风霜。他们还十分幽默地将牢房称为“免费旅馆”。被捕入狱后，也是死心塌地地“蹲”牢房度日。帮中同伙为体恤苦难同伴起见，立有严厉的帮规，准备相当款项，为犯案坐牢的窃贼应付善后。
扒窃党内执法如山，赏罚分明。不论是对于当场“失风”或是破案时被拘捕的窃贼，帮中人第一步首先要侦查他是否多次进过牢狱。如果是初次犯案，一查指纹牛痘斑便可知道。初次犯案，首次被擒，必然是神色慌张，悔恨万状，不知如何应付；而老资格的窃贼，明知抵赖无济于事，一经审讯便立即招供，然后二话不说，低头坐牢。
当贼帮中的“共扒弟兄”被捕之后开庭公审时，同帮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来法院旁听，并查明何月何日此人可以获释。同帮的患难弟兄，便按帮中规定从此人进班房的那天算起，在日常扒来的钱财中，提出一份公积金，刑期越长，公积金也就愈多。被捕者的家属，也会得到贼帮的照料。
抚慰被捕者
被捕的窃贼被释放的那一天，也是其最光荣的一天。“共扒弟兄”们事先已预备好了新衣服、新鞋帽，以及生活必需品，一清早便在牢狱门口迎候着。待被关押的窃贼出狱后，第一件事便是剃头洗澡；第二件事便是全新打扮后，上馆子吃个酒醉饭饱；然后提出那份属于他的公积金，舒舒服服地用上一月半月，暂停偷窃生活，免得立即又被警察抓去。
窃贼“失风”被捕，是常有的事。窃贼们也完全明白自己的盗窃行为本来就是犯法的行为。正是因为这一点，贼帮的首领在训练门徒时，总是教其大胆从事，冒险向前，最后死里逃生；不许怕祸畏缩，不去偷窃。故而贼帮中有这样的训令：“下手先闯七分祸”；此外还有“先披半件红衣裳”（清时犯人都穿红衣）之说。从事盗窃生涯的人，很少有没坐过牢的。胆大过人、敢闯敢偷的窃贼，坐牢的机遇也就更高一点。所以，窃贼在被捕释放后能受到同帮的欢迎和优待，也算是感情上的一种补偿。
严惩出卖者
盗窃集团的帮规中，最严峻的一条就是决不允许牵连同党。如果哪个窃贼入狱后受不住酷刑的逼迫，供出了扒窃党同伙的所在地，导致其同伙被一网打尽，这个窃贼就被同党称为“无种”、“不吃硬”的“坯子”，最为帮中人所痛恨。此贼一旦被释放出狱，必先遭一顿痛打，然后被革逐出帮，从此再也没有立足之地。各个贼帮首领之间若有仇恨，也不得以告发对方来互相发泄。如果哪个人触犯了帮规，出牢狱后必然性命难保，或者被打成残废。所以，窃贼一旦入了贼帮，服从帮规，绝不敢违反；一旦被捕逼供，宁肯赴汤蹈火，忍受酷刑的痛楚，也要“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敢株连他人。
窃贼的信仰（3）
当然，熬得住酷刑的窃贼，并不是什么壮烈之士，而是为接受同辈的欢迎，为其日后出狱谋生留一条后路。他们完全明白，若是害怕酷刑全盘招供，眼前的苦头未必能免，徒刑仍需执行，日后的大难便会胜过酷刑。
投奔首领
窃贼都有自己的地盘，一般各地的窃贼互不相扰，贼帮之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颇有一种各自为政的意思。假如某地窃贼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在此地行窃了，就得另找地盘行窃。一旦到了新的地方，就必须先投奔这个地方的贼帮首领，窃贼的黑话称“爷叔”或“瓢把子”、“大发家”等。在取得“爷叔”的认可后，才能进行偷窃活动。如果不经许可，贸然行窃，一旦被此地的窃贼知道，必暗中向警方报告，这样一来，初到此地的窃贼就会遭到拘留，或是一顿毒打。
贼帮中的规矩还有一些，如：窃贼不得对师傅行骗；必须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祖训，不在自己同伙的地盘内行窃，更不能盗窃同伙的财物；在贼帮内部，头目关照下属、徒弟孝敬师傅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窃贼对自己团伙内部的消息或偷窃技艺不可轻易向外人透露，等等。
贼帮中的规矩都是在窃贼的长期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处世之道”。这些规矩胜似严酷的律条，窃贼们只得谨慎遵行，不得稍有违抗，否则必为同类所弃。
窃贼的暗语
与其他黑社会中的帮会一样，窃贼也有自己的行话，或称“暗语”、“黑话”。窃贼为了在作案的过程中联络方便，往往使用普通人听不懂的暗语。这些暗语是窃贼在行窃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且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和发展。不同地区的窃贼虽有不同的暗语，但也有不少类似之处。在纷乱杂多的窃贼常用暗语中，以下诸条为最常见：
头目——大发家、爷叔、瓢把子
招收徒弟——传子孙
同伙——合码子
与同伙约定时间、地点——画卯
首领监视小窃贼行窃——看操
敢于冒险行窃者——牛金星
准备下手行窃——哈风
正在行窃——困风
已窃得——困着
被窃者已发觉——透风
钱袋——把套
钞票——蒿子
用刀割取表链——弯耳朵
富人——横子
穷人——水切通
老人——苍通
小人——尖通
工人——衍身
农民——棋田生
外地人——强头生
本地人——原头生
蠢人——木寸通
小贩——不将人
光棍——滑生
妇女——马生
穿绸缎衣者——柔皮子
穿布衣者——糙皮子
旧中国有钱人家的女人，常常佩戴许多首饰抛头露面，借以表现自己的美丽，显示自己的富有。而这些首饰也是窃贼所窥觑的对象。窃贼们为了抢劫女首饰时的方便，也有一些暗语：
金镯——铐子
挖耳——蒜
耳环——蓬
簪——闩
手表——弗定心
镶钻——加酒花
钱袋——皮子
抢帽子——捉乌龟或抛顶宫
抢耳环——扯蓬
抢手镯——捋苗
抢金戒——捋手环
窃贼的聚合性（1）
“贼有贼伴，盗有盗伙”。窃贼为了抢占地盘，各据一方，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往往需要有利益相同的伙伴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地盘。这就是窃贼的“聚合性”。
两宋时，偷窃活动十分猖獗，“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参见《宋史·王岩叟列传》）。此为北宋时的一般状况。
在旧中国的上海滩，盗贼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聚合成帮，并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大致情况是：
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内有一段是浙江帮的活动区域；十六铺一带是安徽帮的行窃场所。
各帮不能随便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毒打一顿，重则砍去手脚。在“强者为尊须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时代，各帮为争抢地盘，结伙械斗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落单的小偷很难立足，便不得不投靠某个贼帮，寻求庇护。
小偷们入帮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协助办事及相互照应外，还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学到更高的盗窃本领，这也是导致窃贼具有聚合性的原因之一。
如30年代中期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巨盗王鹤，被江湖中人称为“王胡子”。他在挑起招兵买马的旗帜之后，收留了不少徒弟。这些徒弟在他的训练下，有不少本领高强者。这些本领高强者，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
以“王胡子”为首的窃贼练就了一套“翻墙越屋”、“飞檐走壁”的本领。这当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飞人，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神奇。他们能够翻墙越屋，除了训练有素外，主要还是依赖一些有助于攀高的工具。其中有：
“软竿子”。即用头发或丝线编成与筷子粗细差不多的长绳，其中的一头缚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援而上。平时这个东西缠在腰间，不露丝毫痕迹。
“硬竿子”。其外形很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檐边便可顺竿而上。
行窃前，他们总是在白天先混入大楼内，找地方藏匿起来。一到夜晚，便从顶楼垂绳而下，进入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高层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
王鹤的徒弟就是采用这种手法，多次在英法租界内制造盗窃大案，并偷盗了龙华寺方丈室内的玉佛、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等珍贵文物。这个贼帮之所以屡屡得手，且敢于制造大的盗窃案，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多势众，敢于做一般窃贼不敢做的“生意”。
旧中国的盗窃集团，有许多是以籍贯为主聚合而成的。这也是盗贼的聚合性的一个反映。以籍贯为主聚合的盗贼，因有同乡的情分，更容易形成牢固的帮伙，因而也成为不易清洗的社会祸害。
如旧时在上海谋生的嵊县人，以两帮人为职业特征：一种是裁缝帮，嵊县裁缝以高超技术出名；另一种是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