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伞兵问他：“难道你是奥地利人？”
阿琴波尔迪说：“不是。我是德国人，也同样被希特勒鸡奸。”
有一阵工夫，三个伞兵不说话了，仿佛在琢磨要不要杀掉阿琴波尔迪，要不要把阿琴波尔迪乱棍打死。阿琴波尔迪镇定自若的神态（不时地冲三人射出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意味深长，就是没有恐惧）让三人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有个伞兵对女秘书说：“给他钱吧！”
女秘书起身去打开一个铁柜子，里面有个小保险柜。放到阿琴波尔迪手中的钱相当于他在那家酒吧半个月的工资。阿琴波尔迪把钞票藏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伞兵们紧张地望着他，以为他里面藏着手枪或者刀），接着去寻找威士忌的瓶子，没有找到。他问：瓶子呢？女秘书回答道：我收起来了。小东西，你喝得太多啦。阿琴波尔迪喜欢这个“小东西”的叫法，但是，仍然要求再来点威士忌。
“再喝一口，就走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伞兵说道。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女秘书给他又倒了一点威士忌。阿琴波尔迪慢慢喝着，品尝着酒的滋味，估计也是走私货。随后，他起身开路。两个伞兵送他到大门外。外面黑乎乎的，虽然他很清楚该走哪条路，可仍然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这个小区道路里的弹坑和裂缝。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再次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的出版社。还是上次那个女秘书（立刻认出了他）告诉他，稿件已经找到了。比特纳先生就在办公室。女秘书问他：要不要见社长？
阿琴波尔迪问：“他想见我吗？”
女秘书答道：“我估计愿意。”
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比特纳现在想出版他的小说了。或许，他想见我是要给我一份进出口的工作。但是，他想，如果见到他，很可能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他说不见了。
女秘书说：“那就祝你好运吧！”
阿琴波尔迪说：“谢谢。”
他把拿回来的稿件又寄给了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交给邮局后，他回到家中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几乎一个字没写过。做爱之后，他跟英格博格说了这层意思。
她说：“真浪费时间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在酒吧门口工作的同时，心里把玩着这样一个想法：一段时间里有两种活动速度，一种很慢，人和物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另外一种很快，万物（包括没生命的物体）快速活动，闪闪发光。前者叫天堂，后者叫地狱。阿琴波尔迪惟一的愿望就是既不去天堂，又不下地狱。
一天上午，阿琴波尔迪收到了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信末的署名是布比斯先生——大出版家；信中说了一些关于《鲁迪斯科》的恭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溢美之词，说他有兴趣出版《鲁迪斯科》，如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先生还没有固定的出版人（万一有了，将是莫大遗憾），因为《鲁迪斯科》有很多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新意；总之，是一本，他，布比斯先生已经非常有兴致地阅读了的作品；根据他的印象，他可以拿出来一点预付稿酬（尽管德国的出版业预付稿酬无论拿出多少来，也不过如此、如此），他知道这点钱少得可怜，要是在十五年前绝对不会开口的；但是，他向阿琴波尔迪保证一定认真出版，广泛发行，他准备送到每一家书店去销售，不仅在德国，而且要发行到奥地利和瑞士，那里的民主书店老板都记得和尊敬布比斯这个牌子，因为他是独立出版人，是办事严格的出版人。
信末，布比斯先生有礼貌地道别，恳求他在方便的时候来汉堡到出版社做客；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出版社宣传单，印刷的纸张虽然廉价，但字体漂亮，预告将有两部“大作”投放市场，一部是德布林的早期作品，另外一部是海因里希·曼的散文集。
阿琴波尔迪把信件拿给英格博格看的时候，她很惊讶，因为不知道这个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当然是我了。”
她问：“你干吗要改名换姓啊？”
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56］。真可笑啊。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57］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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