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
克劳斯到纽约一上岸，就给母亲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自由女神像。儿子在后面写道：这是我的女盟友。后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儿子的消息。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父母才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已经有了一份好工作。寄信的地址是佐治亚州的梅肯。洛特和维尔纳分别写了信给儿子，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健康、经济情况、未来计划，等等。克劳斯始终没有回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和维尔纳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克劳斯已经远走高飞，一切都好。有时，洛特想像着儿子已经跟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住在美式阳光灿烂的住宅里，过着一种类似电视里放映的美国影片中的生活。可是在洛特的梦里，克劳斯的妻子没有面孔，总是看见她背对着大家，就是说，只看见她的头发，不如克劳斯头发那么金黄，只看见她那古铜色的肩膀和苗条、结实的身材。她看见了克劳斯的脸，看见了他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却从来没看见过他妻子的面孔，也没见过他儿子们的长相（她想像着该有孙子了）。实际上，她连孙子们的后背也没见过。可她知道孙子们应该在某个房间里，但始终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不说话啊。
有些夜晚，洛特思念和想像克劳斯可能的生活情景，睡着后就梦见了儿子。她梦见了一所房屋，是美式房子，可是她并没有辨认出来美式不美式。刚一走进那房子，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起初，她觉得不爽；可是，后来她想，克劳斯的妻子大概在厨房里做印第安风味的饭菜。这样，片刻后，那气味变得有些异样，但不管怎样，还算令人愉快。后来，她看见自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个水罐、一个空盘子、一个塑料杯和一把叉子，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让她特别关注的是，谁为她开了门呢？无论她多么费力去想，都回忆不起来，这让她很难受。
难受的程度犹如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尖叫的声音，好像有个孩子用粉笔故意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一样。或者，也许不是粉笔，而是指甲；也许不是指甲，而是牙齿。后来时间一长，克劳斯住宅的这种噩梦——这是她的叫法——变成了一再重现的梦境。有时，她在帮维尔纳准备早饭时，会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维尔纳会问她：“是不是克劳斯住宅的噩梦啊？”
洛特不看着丈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打心眼儿里说，她和丈夫都盼望着儿子什么时候写信伸手要钱；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克劳斯好像永远消失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维尔纳说：“克劳斯就是这么一个人。要是说他现在在阿拉斯加州，我绝对不奇怪。”
一天维尔纳病了。医生们说，他应该放下工作了。由于没经济问题，他就安排一个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管理修理部。他和洛特出去旅游。二人乘坐游轮穿越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西班牙南方旅行，还走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后来，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先访问了纽约，随后去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心情沉重地发现克劳斯居住过的房子原来是黑人区旁边的一座旧楼的一间公寓。
在那次旅行里，也许是他俩以前看的美国电影太多的缘故，忽然想到，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个私人侦探。在亚特兰大，他俩拜访了一位侦探，说明自家的问题。维尔纳能说点英语。那位侦探是个不做作的人，从前在亚特兰大当过警察，他能丢下这夫妻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跑出去买一本英德辞典，跑回来继续谈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另外，他不蒙人，因为他开门见山地提醒二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找一个已经入美国籍的德国人等于是大海捞针。
他说：“有可能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可是，他俩愿意试一试，付了一个月的酬金。侦探答应一个月后把寻人结果寄到德国去。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信封寄到了帕德博恩，信中侦探一一报告了花钱的情况和调查的经过。
结论：什么也没找到。
侦探找到了一个认识克劳斯的人（那座大楼的房东），又通过此人找到了曾经给克劳斯工作的人。可是，后来克劳斯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侦探建议调查的方向另辟蹊径，但是需要更多钞票。洛特和维尔纳决定写感谢信并且告知对方暂时终止调查。
几年后，维尔纳因脑溢血去世。洛特独守空房。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女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会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洛特没有被命运的安排吓倒，她非但不坐以待毙，反而积极活动起来，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四倍。她不仅在股市里投资，维持修理部的正常运转，还把多余的流动资金做别的生意，而且收益颇丰。
工作、大量的工作好像让她返老还童了。她样样要管，绝对不安静下来。有些职员甚至恨她了。可她并不在意。休假期间——从来不超过八九天，她找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看畅销书。偶尔也跟几个女友出行，通常则是独自走出旅馆，走过大街，来到海滩上，花钱雇一个小伙子为她撑起遮阳伞和搭建吊床。然后，脱下乳罩，不管乳房是否不如从前，或者把游泳裤褪到肚脐以下，面对太阳睡觉。睡醒一觉就转转遮阳伞的方向，在阴凉下继续读书。租赁遮阳伞和吊床的那个小伙子时不时地过来看看。她就掏钱让他去旅馆买一瓶自由古巴调合酒或者一小罐带很多冰块的桑格利亚酒。有时，晚上她去旅馆的花坛或者歌舞厅（在一楼），里面的客人有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年龄与她相仿；她逗留片刻，看看人们跳舞或者听听乐队演奏60年代的老歌曲。如果从远处望去，她像个容貌美丽的夫人，有点发福，神情冷淡，气质文雅，但有种说不出的忧伤。如果从近处看看，有老男人邀请她跳舞或者到海边散步的话，洛特会笑着说不，谢谢；变成一副村姑的样子，冷淡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忧伤。
1995年她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地点是圣特莱莎，告知她克劳斯被捕入狱。发电报的人署名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洛特十分震惊，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家，爬上床铺，当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克劳斯还活着。这就是她在意的一切。她回复了电报，附上了电话号码。四天后，她从双方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对方付费的对话中，听出里面有个说英语的女子，那女子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但她依然听不懂，因为不会英语。最后，那女子用类似德语的发音说了：“克劳斯好”和“翻译”。听起来像德语，或者让多拉娅听起来像德语，可是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用英语在口述电话号码，口述了好几次，她记在了本子上，因为听懂英语数字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天，洛特没去工作。她给一家秘书学校打了电话，说希望雇一位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好的姑娘，其实她的修理部里有不止一人会英语可以给她帮忙。秘书学校告诉她，已经有了她需要的姑娘，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洛特说：马上！三小时后，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姑娘出现在修理部，她头发平直下垂，浅棕色，身穿牛仔裤，上楼去洛特办公室前还在跟机械工们开玩笑。
这姑娘名叫英格丽德。洛特说明她儿子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她需要跟儿子的女律师谈谈，可是女律师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洛特说完后，以为需要再解释一下。但用不着了，因为英格丽德是个聪明女子。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查询与墨西哥的时差。接着，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律师，她俩用西班牙语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不过也时不时地用英语澄清一些说法；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最后她说：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吧！然后，就挂上了。
洛特一直坐在写字台后面。英格丽德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准备好听坏消息了。
姑娘说：“克劳斯被关押在圣特莱莎，那是一座墨西哥北方的城市，与美国接壤。他身体很好，没有吃皮肉之苦。”
没等洛特问克劳斯被捕的原因，英格丽德先建议喝杯咖啡或者茶水。洛特沏了两杯茶，她在厨房走动的时候，注意到英格丽德在翻阅笔记本。
姑娘喝了两口茶，说道：“指控他杀害了几个妇女。”
洛特说：“克劳斯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然后说女律师，就是那位什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需要钱。
那天夜里，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梦见哥哥。她看见阿琴波尔迪走在沙漠里，身穿短裤，头戴小草帽，周围全是黄沙，全是连绵不断伸向地平线的沙丘。她高声喊叫，要哥哥别走了，前面死路不通。可是，阿琴波尔迪渐行渐远，好像故意要永远消失在那充满敌意、无法理解的土地上。
她说：“无法理解，还充满敌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察觉自己重新成了小姑娘、一个住在森林和海岸之间普鲁士村庄的小姑娘。
“不对。”阿琴波尔迪对她说，但声音好像耳语。“这片土地特别特别特别烦人……”
醒来后，她明白应该去墨西哥，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耽误。中午，英格丽德出现在修理部。洛特是从她办公室的玻璃窗里看见她的。英格丽德像从前一样，上楼前先跟两个机械修理工开开玩笑。由于玻璃隔音，她的笑声减弱了，听起来清脆、无忧无虑。但是，英格丽德一来到她面前，就表现得严肃多了。在给那位女律师拨电话前，她俩喝茶，吃饼干。洛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了。饼干到了胃里感觉舒服。另外，英格丽德一出现就让她感觉安慰，因为这个姑娘谨慎、朴实，知道该玩笑的时候玩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给那位女律师打电话的时候，洛特要英格丽德告诉女律师，她准备亲自去墨西哥圣特莱莎解决一切该解决的问题。那女律师——好像还处在半睡眠状态，刚刚下床，给了英格丽德两个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当天下午，洛特去拜访自己的律师，说明了情况。她的律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告诉她，要加小心，不能信赖墨西哥律师。
洛特自信地说：“这我早就知道。”
律师还告诉她最好的银行交易方式。晚上，她打电话请英格丽德来家一叙。她问姑娘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墨西哥。
洛特说：“当然给你报酬了。”
英格丽德问：“是当翻译吗？”
“当翻译、口译，当陪同，怎么说都行。”洛特不高兴地说道。
“愿意。”英格丽德说道。
四天后，她俩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从洛杉矶转乘飞往图森的飞机。到达图森后，租了一辆汽车前往圣特莱莎。她刚一看见克劳斯，儿子就说：妈，你老了。这话让洛特难堪。
她本想回答说，儿子，岁月不饶人啊；可是，泪水不让她开口。房间里有四个人：女律师、英格丽德、她和克劳斯。墙壁和地面是水泥的，有潮湿的痕迹，有一张仿木的塑料桌子，四个腿脚拧在地面上，还有两个木条凳子也拧在地上。英格丽德、女律师和洛特坐在一条凳子上；克劳斯单坐在另外一条凳子上。他没有戴手铐，也没有遭受拷打的痕迹。自从多年前分别后，洛特发觉儿子胖了许多。他离开家里时还是个少年。女律师列数指控克劳斯犯下的杀人罪行时，洛特想，这里的人一定疯了。她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杀害这么多妇女。
女律师微微一笑，说道，圣特莱莎有人可能就是在不理智地杀害妇女啊。
女律师的办公地点在城里的上区，就在她住房的同一个楼层里。那里有两个入口，都在同一个套间里。有三四面墙壁是外面粉刷过的。
洛特说：“我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女律师没听懂。英格丽德只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修理部和楼上办公室的关系。
按照女律师的建议，洛特和英格丽德下榻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沙丘饭店，尽管圣特莱莎没有任何类型的沙丘；据英格丽德报告，无论郊区还是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沙丘。起初，洛特准备要两个房间；但是，英格丽德说服了她，一间够了，可以省钱。多年来，洛特没有和别人同住一屋了，头几夜，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为了消遣，她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躺在床上看节目：里面有人又说又动，极力要说服另外的人做可能难办的事情。
夜晚有很多通过电视进行布道的节目。墨西哥的电视布道牧师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个肤色黝黑，满脸冒汗，身上的西装和领带好像是从二手货商店里买的，尽管衣服可能是新的。还有，他们的布道内容也比较有戏剧性，令人开心，观众很多；另外，这些观众好像吸了毒品，一个个极为不幸的样子，与美国收看电视布道的情况相反；美国电视布道者穿着同样糟糕，但至少像有固定工作的样子。
洛特在想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美国人是白人，或许其中有德国或者荷兰人后裔，因此跟我的想法接近。
她终于睡着了，没有关闭电视，总是梦见阿琴波尔迪。她看见哥哥坐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衣衫褴褛，手持火炬，悲伤地望着她。哥哥也许死了，洛特想，但是我儿子还活着呢。
第二天她看见克劳斯的时候，尽量不太突兀地告诉儿子：维尔纳已经去世。克劳斯不动声色地听着，点点头。最后，他说：他是个好人。但口气之疏远好像是在说狱中难友。
第三天，英格丽德在接见室一个角落里悄悄看书的同时，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情况。洛特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儿子的这个问题让她吃惊，她不得不告诉儿子，自从到达圣特莱莎以后，她经常梦见阿琴波尔迪。克劳斯要母亲讲讲内容。等母亲一讲完，他就坦率地说，好长时间以来，他也常常梦见阿琴波尔迪，梦的内容都不好。
洛特问：“是哪种梦啊？”
克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