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
“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
“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
“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
“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
“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
“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
“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
“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
“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
“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
“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
“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
“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
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
“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