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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诉欧洲三位评论家，他在1974年为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翻译过《无尽的玫瑰》时，三位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位想知道教授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如何见到阿琴波尔迪的著作的，阅读过阿琴波尔迪的哪些作品，意见怎样。阿玛尔菲塔诺说，他的德语是在智利一家德语学校学的，从挺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到了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所公立中学。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二十岁时，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圣地亚哥一家图书馆借阅的，直接用德语阅读了《无尽的玫瑰》、《皮面具》和《欧洲的河流》。那家图书馆只有这三本。《分叉的分叉》刚刚开始阅读，还没有看完。那是一家公共图书馆，由一位德国先生资助，生前他收藏了大批德语书籍，都捐赠给圣地亚哥努纽阿区的小区了。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自然是好的，但距离三位评论家对阿琴波尔迪的崇敬程度尚远。比如，阿玛尔菲塔诺的看法与君特·格拉斯或者阿尔诺·施密特的看法一致。三位想知道他翻译《无尽的玫瑰》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受出版社委托。阿玛尔菲塔诺说是那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人的想法。还说，那个时候他能翻译什么就翻什么，另外，他还干着校对的工作。据他所知，那本《无尽的玫瑰》是盗版书，虽然后来才明白，可一直无法确定。
这时三位对教授已经相当和蔼了，于是问他1974年他在阿根廷做什么。阿玛尔菲塔诺看看三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珍珠鸡尾酒，好像重复了多次的样子说道，1974年由于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迫流亡，逃到了阿根廷。接着，他道歉说，这有些辩解的味道。他说，应该坚持斗争。但三位评论家没拿这话当回事。
丽兹深表理解地说：“流亡的日子肯定很可怕。”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现在把流亡看成一种自然运动，按照它的方式废除了命运或者一般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让－克劳德说：“流亡可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跌宕起伏的突变和反复地与过去决裂，妨碍了任何重要事情的完成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恰恰就是废除了命运的安排。请原谅我胡说。”
第二天早晨，三人看到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在旅馆大堂恭候了。假如这位智利教授没来的话，三人肯定要互相倾诉那天夜里噩梦的内容，天晓得会暴露出什么故事来。可阿玛尔菲塔诺来了。于是四人一道共进早餐，商量这一天的活动计划。他们研究了几种可能性。首先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阿琴波尔迪没有去过大学。至少没去过语言文学系。圣特莱莎没有德国领事馆，因此这方面的计划就可以先排除在外。三人问阿玛尔菲塔诺，城里有多少家旅馆。他说，不知道，但一吃完早饭，很快就可以查明。
曼努埃尔好奇地问：“怎么查明？”
“问服务台呗。”阿玛尔菲塔诺说，“服务台应该有附近全部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名单。”
“当然了。”让－克劳德和丽兹说。
四人一面吃早饭，一面再次推测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琴波尔迪来这么个地方旅行。阿玛尔菲塔诺于是知道了此前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见过阿琴波尔迪。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但觉得这故事很有趣。他问三人，既然阿琴波尔迪显然不愿意见任何人，那他们干吗还要找到他。三位评论家说，因为我们研究了他的著作，因为他重病在身，20世纪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不能跟深入研究他长篇小说的人谈话就离开人世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打算说服他回欧洲去，他们这样说。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
三位评论家说，对啊，可20世纪下半叶或者战后最佳德语作家应该是阿琴波尔迪。
阿玛尔菲塔诺向三位发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60］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61］的作品吗？”
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从这一刻起直到吃完早餐，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简直像墨西哥名著《癞皮鹦鹉》［62］里的主人公。
在旅馆服务台，接待员给了四人全城旅馆的名单。阿玛尔菲塔诺建议，可以使用大学的电话，因为看来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关系很好，或者说系主任对三位评论家的尊敬是尊敬，但并非没有担心，而担心又不排除虚荣或者轻佻，虽然还应该补充一句：担心后面还埋伏着诡计。因为就算系主任盖拉的善意安排是听命于大学校长内格雷特的，但这安排的后面让阿玛尔菲塔诺看到：系主任盖拉打算从三位欧洲名教授的来访中捞取好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是神秘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道路在哪里拐弯，无法知道双腿走向什么怪异的地方！但三位评论家不肯使用大学的电话，而是回各自房间分头打电话。
为了争取时间，曼努埃尔和丽兹在曼努埃尔的房间打，阿玛尔菲塔诺和让－克劳德在让－克劳德的房间打。一小时后，结果非常令人泄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登记过汉斯·赖特尔的名字。两小时后，四人决定不再打电话了，下楼去酒吧喝一杯再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的电话没打了。还有就是郊区的一些汽车旅馆没联系。阿玛尔菲塔诺仔细查看了旅馆名单之后，对三位说：名单上的大部分汽车旅馆是钟点客房，或是变相的妓院，很难想像一位德国游客会光顾那种地方。
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们找的不是德国游客！是阿琴波尔迪！”
“是的，是的。”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可他的确想像着阿琴波尔迪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会有怎样的情景。
丽兹说：问题是阿琴波尔迪来这座城市干什么！讨论了片刻后，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得出了结论。阿玛尔菲塔诺也同意这个结论：阿琴波尔迪来圣特莱莎只能是看望一位朋友，或者为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让－克劳德倾向于看望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他推测说：“来看望一位老朋友，就是说，一位跟他一样的德国人。”
曼努埃尔说：“看望一位他多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可以说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见过。”
丽兹说：“可能是一位战友，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是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人，此人战争一结束，甚至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下落不明了。”
曼努埃尔说：“但是此人知道阿琴波尔迪就是汉斯·赖特尔。”
丽兹说：“不一定，也许阿琴波尔迪的这位朋友根本不知道汉斯·赖特尔和阿琴波尔迪是同一个人，他只认识一个姓赖特尔的人，知道怎么样跟赖特尔联系和一点点情况而已。”
让－克劳德说：“可这并不很容易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不容易。他推测赖特尔自从1945年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换过地址。”
让－克劳德说：“从统计学的角度说，1920年出生的德国人都换过地址，一生至少一次。”
曼努埃尔说：“因此有可能那位战友没有跟阿琴波尔迪联络，而是阿琴波尔迪本人联系上了战友。”
丽兹说：“战友或者女友。”
让－克劳德说：“我更倾向于战友，而不是女友。”
曼努埃尔说：“可能既不是战友也不是女友，可能咱们在这里是瞎猜一气。”
丽兹问：“可问题是阿琴波尔迪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让－克劳德分析说：“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足以迫使他非来这里看看不成。”
丽兹问：“咱们会不会搞错啊？会不会阿尔曼特罗（‘蠢猪’）撒了谎，或者糊涂了，或者人家骗了他呢？”
阿玛尔菲塔诺问：“哪个阿尔曼特罗？是埃克多尔·恩里克·阿尔曼特罗吗？”
“对，就是他。你认识他？”曼努埃尔问他。
“间接了解一点。我可不敢特别相信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阿玛尔菲塔诺说。
丽兹问：“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只关心苟延残喘地活着。”阿玛尔菲塔诺说。
让－克劳德说：“所有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现在只关心活着，不是吗？”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是不会用这种话语表述的。比如，有些知识分子对写作更感兴趣。”
“来，解释解释！”曼努埃尔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在欧洲，知识分子在出版社或者报社工作，要不然就是依靠老婆养活，要不然是父母社会地位优越，每月给儿子一笔开销；要不然知识分子当工人，或是犯罪，他们靠劳动过正当人的生活。而在墨西哥，也许墨西哥的情况可以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除外，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工作的。以前是为革命制度党，现在是为民族行动党。从知识分子角度说，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驱邪！改变或者至少企图影响墨西哥时代。管他有没有麻子，先涂上一层脂粉再说罢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但这并不排除深夜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提供一份政府里的好工作，一份高薪的职务、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受之无愧的职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这样的机制让墨西哥作家闭目塞听，会让他们发疯。比如，有些人动手翻译日本诗歌，可是不懂日语；有些人干脆酗酒麻痹自己。我认为阿尔曼特罗并无奢求，他两样事都干。在墨西哥，文学如同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不知你们明白不明白？气候很好，太阳高照，你可以出门，去公园里坐坐，打开一本瓦莱里［63］的著作，可能瓦莱里是墨西哥作家最喜欢阅读的作家了，然后去朋友家走走，聊天。可是你的影子已经不再跟着你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影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你。可你假装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有所察觉，你那个鸡巴影子已经不跟着你走啦；可是，这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阳光在你没戴帽子的脑壳里引起的潜意识程度啊，什么酒精摄入量啊，什么像地下蓄水池那般庞大的痛苦的活动啊，什么对可能偶发事件的担心啊——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疾病，什么受伤害的虚荣心啦，什么一辈子至少守信用一次的愿望啊。实际上，你的影子消失了，你暂时把它给忘记了。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