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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论断。和历史的前进过程，即时运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仑，甚至是库图索夫，都不过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线木偶。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仑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推动历史，结果被历史压垮。
与之相比，以〃再也没有比忍耐与时间更强有力〃为信条的库图索夫，他理解巨大历史的洪流，具有应退则退，极力忍耐以待时而动的敬虔精神。就在这一点上，将他们两人截然划分开来。
这样的历史观，按照始终追求自己成为创造历史主角之梦的近代人的感觉说来，也许不大能为人所接受。这其中所蕴含着宿命论式的真谛的韵味，会直接形成对暴虐权力的利敌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引起过列宁的激烈反驳。但是，托尔斯泰肯定会立即安祥地答复说：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上最富于教训意义的现象之一〃的对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军全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及此（像今天这样认识清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一个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领的世界上少见的八十万大军，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无经验的司令官所率领的无经验的俄国军队相冲突，而只会落得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结局〃（同前书）。
这的确可以说是，对于只想将历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测量线上的、某种历史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痛切的反证。所谓时运，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轻易的东西。如果对于难以抗拒的时间洪流，缺少静听的谦虚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轻蔑的态度，那么历史的巨大激流就会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虽然进入莫斯科但却为广漠的俄国土地和〃冬将军〃搞得手足无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一样。……
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须理会之点吧。无限制的自由会招来无限制的专制这种反命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写过的。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某种束缚之中，这是人的常态。正如许多历史事例所说明的那样，这其间存在着自由本身的悖理，是历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实际却是合理的真实。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拿一些历史小说来作为讨论的材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流露过这样的意见：〃分析一下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决定的。〃对于历史，当然不应使用〃假如……〃，不过，将这种〃假如……〃放进历史去看，那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历史的进程会有很大不同的感觉。
这种事还不只限于某一事件上，比如〃鲍罗金诺地带〃本身也会受这种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战役后过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地带又成为德苏激战之地，重复了同样的悲剧。看来，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国土也会有〃宿业〃的。人类也会背负着某种命运吧。如果顺着这条命运之路走下去，就会重复几多的灾祸。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总之，人虽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为眼睛所无法看见的大的潮流、或为时间的洪流这些绳索系着的情况是多得无法想象的。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
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
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
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
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
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
〃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
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
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
〃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相通的说教性的根本倾向。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最强烈地渗透着这种倾向。他〃改宗〃以后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说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写的《傻子伊凡》这类民间故事中的说教性，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在贫穷悲惨的农民面前，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的负疚心理。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学或艺术世界里，对农民的困境袖手旁观。
萨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饥饿的孩子，文学能做些什么？〃这的确是符合一个〃参与〃的哲学家立场的提问。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俄罗斯土壤——在所谓〃到人民中去〃的知识分子大规模自发的〃下放〃运动的土地上，萨特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做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我就指出过：〃萨特提出的问题的本身，特别是对于俄国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和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这种万人共通的愿望共同呼吸过来的俄国文学或艺术说来，没有产生这样疑问的余地。〃这可以说是说教性的文学土壤所特有的一种新鲜而又丰饶之点。
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过成为法军俘虏的彼埃尔，遇上了同是俘虏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的场面，使我获得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说：
〃……命运的神，可以说是给俺们安排好了的。她总是研究像俺们这样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人的幸福这玩意儿，您知道，和鱼网中的水一样，您在水下拉它的时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来就什么也没有啦，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儿嘛〃（第四卷第一编）。
说这话的普拉东·卡拉达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在法国外套上系上一根绳子、戴着军帽、穿着木靴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样子，显得整个圆滚滚的。脑袋是滚圆的，后背、胸脯，甚至连他那总要拥抱什么东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滚圆滚圆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滚圆的。
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从他讲的很久以前作为士兵参加过的种种战争故事来考虑的话，肯定他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过，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岁数，旁人也无法替他决定。但他的牙齿却很洁白，看来很结实，笑的时候（他又是爱笑的）他的满口牙齿形成两个半圆形，长得十分整齐，一颗也不缺。下颏的胡须和头发也一根不白，身体也很富弹性，尤其是显得结实和有持久力。……〃（同前书）
通过细节的刻画，唤起鲜明形象的托尔斯泰的笔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多余的说明，一个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纯朴的俄国农民的形象，鲜明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
对于彼埃尔来说，〃他（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个夜晚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一个朴实精神的化身，一个悠久的、奇妙的、毫无缺陷的化身，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同前书）。
如果说拿破仑是〃剑的英雄〃，那么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尔斯泰抛弃了前者而取后者。他告别了〃所罗门的荣华〃而去深刻凝视〃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笔，揭示了〃剑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
托尔斯泰的这种取向性，最后升华为〃勿抗恶〃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给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以强烈的影响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甘地甚至还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建立的农场，起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托尔斯泰晚年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声从各国前来访问求道的人流从未间断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托尔斯泰的家和资料馆。那是一栋二层木造的平凡小楼，在那里，他写出了晚年的杰作《复活》。房子里到处都可以使人联想起文豪的心灵的光辉。
尤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着他的住宅的那座资料馆里展示的一块绿色的玻璃板。在那上边写着玻璃工厂的工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心情，我们支持〃的宣言。当时，和国家权力勾结的俄罗斯正教会，对立足于民众大地上的正义呼喊，用破门来威胁。民众发出的抗议的怒吼，就具体地结晶在这块玻璃板上。我看到后深感到：他的作品不只是写了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一人，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言论中，的确掌握了民众的心。在权力当局企图逮捕托尔斯泰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发出了〃俄国还没有能装得下托尔斯泰那么大的牢狱〃的抗议声，是极其自然的。
在我离开资料馆时，我将我万感交集的心情托之于笔墨，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当我知道——
大托尔斯泰的魂，就在这里，一种新鲜的感动，不会只是我一人。
大作家永远呼唤着：
民众心灵的真正甦生。
啊，这唯一灵魂的呼喊！
蹉跌正是飞跃的时机
《战争与和平》中和安德烈公爵占有同等地位的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彼埃尔·别竺豪夫。如果说安德烈是理性型的形象，那么彼埃尔就是情感型的形象。作者把安德烈描绘为对人生持〃否定〃的人物，而彼埃尔则被描绘为对人生持〃肯定〃的人物，两人完全是对比的。彼埃尔坦率、热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讨厌半途而废，他经历了种种苦难，而每次他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最后他和女主人公娜达莎进入幸福的结婚生活。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