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真相- 第3部分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的。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这些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委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此路不通。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立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禁锢着人们，大家在混沌无序中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遑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段，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10个需要严惩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被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第8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1）

第二章　闯荡江湖

时间：1987—1993年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4000元到数百万元

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缄言》第22章29节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

1986年，天空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在这一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二次成为该刊的封面年度人物。专访的题目冠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章如此评论邓小平：“他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第9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2）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商生涯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共有70多个冰箱定点生产厂家、80多个洗衣机定点生产厂家，比如说北京的白兰、白菊，现在市场上还见得着的小天鹅、小鸭等，都是那时候的定点生产厂家。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按黄光裕后来的说法，当时创业时手里已经有了十几万元的资金，这笔钱无非有这样几种来源：一个是借贷；一个是贩卖小电器、开工厂等积累的本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家最初的4000元是靠借贷而来的。

也靠借高利贷创业的冯仑，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作为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得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冯仑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第10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3）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