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方面去。
（《经济解释》之六十七）
第一章：高斯定律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定相同。这分离是大话题，有百多年的争议，曾经波涛起伏，一九六○年高斯发表了他的鸿文后开始平静下来，但今天还是余波未了。
简单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按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成本作决策的，外人或社会受到的影响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来。这个人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报；他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损，但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举个例。我到某机构讲话，有酬金，收到的酬金私利是机构愿意付的，在边际上我的利益与机构的利益没有分离。但如果我讲话时有记者在场，内容发表于报章上，社会可能得益，但我不获回报。没有回报，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边际上我讲话的供应是太少了，传统认为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这是指在边际上，社会产值（social product）与私人产值（private product，我的私人回报）有分离，前者高于后者，政府是应该补贴我多讲的。这是传统之见。
反过来看问题也类同。如果我的讲话在报章发表后对社会有害，但我却不需要赔偿给社会大众，那么在边际上，我的私人成本（private cost，这指准备与讲话时间）是会低于社会成本的──我的私人时间成本加社会受损的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因为我不需要赔偿给受损的，我是讲得太多了，于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政府应该强逼我赔偿给社会，或要抽我讲话税。这也是传统之见。
传统之见，是如果在边际上社会的产值高于私人的产值，或社会的成本高于私人的成本，市场是失败了。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以补贴或抽税的方法（或其它方法）来修改上述的产值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s）或成本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最早提出近于上述的分离概念的，应该是英国的卓域克（E。 Chadwick）。此君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或公安的文章，指出盗窃或抢劫的行为对社会有害，犯罪的不需要赔偿给受害者，对社会无效率，所以政府要设立公安或警察管治。卓域克是米尔（J。 S。 Mill）的朋友。后者的智商之高，据说是人类纪录，而又是经济学大师。他于一八三四年提出了贫民法律，指出贫困的人对社会有损害，应该予以协助。更重要的是米尔于一八四八年提出灯塔的例子，其后于一八八三年瑟域克（H。 Sidgwick）再把灯塔大事宣扬。
灯塔的例子有几方面的问题，但这里有关的是灯塔建成后，利用灯塔的指引而在黑夜中避开礁石的船只，逃之夭夭，不付费用。这样，灯塔就没有私人建造了。这是说，灯塔的社会收益远高于私人的收益，二者有分离，政府是要资助建造灯塔的。后来高斯考查英国的灯塔史实，一九七四年发表文章，说有几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但他的论据不足，因为那些灯塔收费是由政府支持的船务公会代收的，而灯塔发达的原因，是私营业主把灯塔卖给政府。政府通过法例要收购所有灯塔，若不是有管制，私人不抢多建才怪。
第一节：庇古的分析
推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 C。 Pigou； 1873…1959）。这位在剑桥承继马歇尔的讲座教授者，写了两本关于福利经济的书，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
庇古的长处，是采用例子很富想象力。但他的分析能力并不超凡，喜欢把一般是同类的例子分类，使论点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
庇古最有名的关于社会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厂污染邻居。他在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到这例子，但因为浅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居，但工厂不用向邻居赔偿。工厂于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厂本身需要支付的生产费用。但因为生产而对邻居的污染，其损失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社会成本是工厂生产的私人成本加邻居的污染损失。在不用赔偿给邻居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论，工厂若不赔偿给邻居，政府就要干预，以抽税的办法使工厂减低产量，或迫使工厂搬迁。
骤眼看来，这样的分析若加上数字示范，看到社会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产值，政府的税率应该是多少非常明确，所以分析有说服力。一个大学生，上过一课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认为自己懂得怎样改进社会了。后来凯恩斯学派对国民收入增减的数字分析，也同样地可以使学生在一课之内觉得自己学会了济世之法。经济学被认为可以改进社会，这些「秘方」就是原因。
庇古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九六九年，史德拉与艾智仁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响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在庇古的巨著中，长篇而大论的例子是农业。这是中国的不幸。庇古分析地主与雇农的合作关系，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对社会总有不良影响。例如，因为租约短暂，农民租用农地不会在地上多作投资，而地主也没有意图多投资于土地，因为农民不会珍惜地主的钱。工具、房产等的投资也如是。总之，地主不自耕对社会一无是处，为祸不浅也。庇古举出爱尔兰的例子，说凡是租用农地的生产都不成话，引经据典，说得有声有色。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在那里的图书馆内作了详尽的追查，找到庇古在脚注引经据典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脚注提到的书籍，一路追查下去，结果是找不到任何证据说农业租耕地的产量比自耕地的为少。那是说，庇古是胡乱地引经据典，可能希望读者不会像我那样，花一个星期时间去追查他的脚注经典，及经典的脚注经典，查到不能再查为止。
胡乱引经据典的行为可不是庇古独有的。理论上的引经，引者不敢乱来，因为引错了被引的人会反驳。但事实的引经是另一回事，胡乱引的在经济学很常见。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渔业时，就发觉有类同的习惯。一位作者举一个假设的例子，第二个作者引而据之，经过了三几个，就变成了实例，一般学者深信不疑。我对文章的实例抱怀疑态度，上述的经验是原因。有些作者我是不怀疑的，但那是名牌效应了。
我说庇古的农业分析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分析当时影响了另一个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历史的唐尼（R。 H。 Tawney； 1880…1962）。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作为联合国前身的一个教育顾问，一九三○与三一年间他两次到中国，勾留了几个月，凭自己的想象力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这本书十分有名，翻译后在中国洛阳纸贵。
唐尼是社会学家，其思想相当左。他的中国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经济分析，引用的事实比庇古还要马虎，论调是针对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中国的共产革命，唐尼的书受到大事宣扬。
我从来不知剥削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美国的卜凯（J。 L。 Buck）教授在南京大学（又称金陵大学）兴师动众，作了历史上最详尽的农业调查。这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农业租耕地的生产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实上，租耕地的产量大约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后来卜凯教授的几个中国助手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其结论也相同。这些结论与同期的唐尼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卜凯的中国农业研究的详尽调查资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册。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购得了一册，可能是孤本了。几年前一群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到港大造访，我把该巨册送给他们，在册上陈述往事，请他们送到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不久前听到该大学将有卜凯纪念馆，而我送出的巨册会被陈列云云。
关于中国农业的事实经验，跟庇古与唐尼所说的大不相同，我会在本章的附录澄清。
（《经济解释》之六十八）
第二节：庇古的公路与奈特的响应
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话题上，庇古采用的最精彩的例子，是关于公路的使用的。且让我把这例子修改得清楚一点以飨读者。
有甲、乙两条公路，都是从A市到B市去的。甲路平坦而狭窄；乙路崎岖不平，但很宽阔。前者车行得快，后者车行得慢。驾驶的人要节省时间，会选用甲路。但多人选用甲路，挤塞就出现了。每个驾驶者用甲路，都轻微地阻慢了其它的车辆，但驾驶者只考虑自己的时间，不关心阻慢了他人。我阻你，你阻我，各顾各的时间成本，不管阻碍他人的。私人成本于是与社会成本有分离。
甲路狭窄，挤塞愈来愈甚，到了某一点有些车辆就会转用乙路了。乙路虽然崎岖，但宽阔，不会有挤塞。在均衡点上，不考虑舒适，用甲路与用乙路的驾驶时间会相同。那是说，甲路挤塞的驾驶时间会与乙路崎岖但不挤塞的驾驶时间相同。
有趣的问题来了，如果政府强迫一部分车辆从甲路转用乙路，这些车辆是完全没有损失的。这是因为乙路没有挤塞，转用乙路与有挤塞的甲路的驾驶时间相同。但一部分车辆从甲转乙，剩下来用甲路的车辆会因为减少了挤塞而得益。没有人受损，但留用甲路的得益，社会的利益显然是改进了。这改进是因为用甲路的车辆某部分不被强迫转用乙路之前，互相挤塞，各自为战，使私人的时间成本与社会的时间成本有了分离。
庇古的建议很简单。不用强迫车辆从甲转乙，但用甲路的要被抽税。他说有一个理想的税，不仅使某些车辆自动地转用乙路，而留下来交税用甲路的，私人时间成本会与社会时间成本相同。
庇古的公路例子发表于一九二○年，一九二四年奈特（F。 H。 Knight； 1885…1972）作出响应，正确精彩。奈特说庇古的公路分析完全没有错，问题是庇古的公路不是私产。如果甲路是私产，业主会选出一个「理想」的使用公路收费，与庇古的理想税收完全一样。这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所以有分离，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庇古传统的看法，是私人成本若与社会成本有分离，是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政府要干预。奈特的响应，是没有市场（不收费）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整个问题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不推行私产的失败。
奈特是个重要的经济学者，没有拿得诺贝尔奖怎样也说不过去（虽然他有五个学生获该奖）。他那一九二四年的鸿文是他的代表作，在重点上提出了四十六年后的高斯定律！但为什么奈特那样重要的提点，在行内被漠视了，大家还继续在社会成本的话题上吵呀吵的？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奈特的行文不容易读。他的文字虽然有千钧之力，但就是不容易读得懂。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表达不够明朗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二是悲哀的。庇古没有响应奈特的鸿文。他只是把公路的例子在跟而来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再版中删除。这删除似是逃避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公路的例子错了，其它类同的例子又有什么作为呢？作为是有的。其它例子把社会成本的辩论拖长了四十多年，愈吵愈烈，要到高斯一九五九年选用另一个例子才立竿见影。这是后话。
第三节：蜜蜂惹来的争议
虽然庇古在他的巨著中提出多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例子，但奇怪地到了五十年代初期，经济学行内盛传的例子只有米尔的灯塔与庇古的工厂。这使好些学者认为有社会成本问题的情况不多，市场失败的机会不大。然而，一九五二年，英国的米德（J。 E。 Meade）提出了蜜蜂的例子，社会成本的问题又热闹起来了。
当时经济发展的学说正在兴起，社会成本的概念与发展有关连，火上加油，搞得经济学风起云涌，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成本问题就变为界外效应（externality）问题，数之不尽的「界外」名称目不暇给。我当时是学生，被弄得团团转。后来在一九六九年我大发牢骚，手起刀落，把界外效应杀下马来。这是后话。
米德的例子，是养蜂人的蜜蜂飞到隔邻的苹果园采蜜，不用付价给果园的主人，后者所种的果树数量就会少于花蜜可以收费的情况。这是无效率，政府应该补贴（subsidize）给果园，鼓励多植树。另一方面，蜜蜂采蜜之际，无意间把花粉传播，使果花结子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没有给钱养蜂的购买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这样，在边际上蜜蜂的饲养就过少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也是无效率，政府也应该补贴给养蜂者多饲养。
我们不难明白蜜蜂的例子发表后就立刻大名远播。蜜蜂的翻飞，衬托大自然的风和日丽，而又那样新奇，怎会不触发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另一方面，近代的经济发展学说起于一九四八年，蜜蜂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出现，而在那学说中社会与私人的成本或利益的分离是个重要话题。这样，蜜蜂及其它几个例子就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在讨论这个不幸的发展之前，我要先说一个闲话。
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有世界苹果之都之称的Wenachee市一带作了养蜂与果园的实地调查，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于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其结论是，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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