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分析而设的。
其一是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的发明。这位当年牛津大学的主将是个师级人物。她采用的劳力量度是以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算。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是二，乙产出是四，那么同样工作一小时，甲是一个单位，乙是两个。这量度是为了保存纵轴的同样工资，一个小时甲的所得只有乙的一半。骤眼看来，虽然量度单位不同，这效率单位与每件产品算工资一样：生产力高一倍，单位与工资多一倍。
但夫人的「效率单位」有两个困难。其一是真实世界从来不用这种单位量度劳力。生产力升，工资也上升。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因为这牵涉到第二个困难：逻辑上夫人是错了的。在过后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生产力高一倍，工资的提升会在一倍以上。这是说，同样时间，乙的产出比甲的高一倍，乙的效率单位应该是一倍以上，但究竟是多少，要看其它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定。这也是说，如果其它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变，夫人的效率单位量度是不能成立的。真实世界不采用这种量度单位是不难理解的吧。
传统的第二种劳力量度单位是可取的，但奇怪地少被行内重视。这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这单位是劳力的时间，或同时间内的人头数字。当然，劳力的质量是要相同的，或起码其质量的分别微不足道。在真实世界中天然单位的量度是有被采用的，而不同的质量会有不同的工资。以下我们采用的劳力量度，是天然单位。
这里我要提出合约与交易费用的关系的第一个重点了，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这定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任何量度都有（交易）费用，而生产要素合约的量度是为了算价或算工资。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用多种不同特质（property）量度，甚至可以像钻石那样，选几项特质量度而作价。然而，生产要素一般没有钻石那样名贵，选作量度而作价的特质通常不多。如果只选一项，其选择不是单看量度（交易）费用低，而是量度费用与这量度所带来的生产最高净收益。这样，在边际上，量度的费用会与收益相等。如果多加量度其它的特质会增加净收益，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会增加。
第二部分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报多量，但因为被量度了这意图很小。另一方面，没有被量度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也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有其表，或试行不明显地不履行合约或承诺。这是因为前者直接算价，后者之价只是间接的，可以不履行（或卸责）而无损的话，其意图是不履行了。要注意的是，不量度作价的特质并不是说不监管，只是没有直接地算价罢了。
综合起来，履行定律是说，凡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低。倒转过来，不直接算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高。换言之，合约一订下来，履行的主要困难是在于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它特质上。
简单地说一下不同特质量度的劳力合约，就可以示范上述的履行定律。以每小时为天然单位算工资，散漫的行为要监管；以件工算工资，产品的质量要监管；以销售量算佣金，售货员增加雇主的其它推销成本要监管。是的，香港的大学，教师的评分以文章发表的数量算，劣作于是无奇不有！
劳力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合约履行也类同，只是没有劳力合约那样明显。后者是因为人头生在人身上！你把工具租给我用，作为工具的主人你也会遵守上述的履行定律。但工具在我手，用之不灵我立刻退还，你要不履行合约就没有像劳力那样大的空间了。
这里有三点是要补充的。其一是若以时间为量——例如工资以每小时算——时间的本身并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proxy）之量。这点重要，我们要到下一章分析公司（企业）的性质时才作详细的讨论。其二，以时间为量，每小时算、每天算、每月算、每年算等的含意略有不同。量度的时间单位越长，其边际的精确性就越模糊，越接近以「人头」算，而后者是「总括」（lump…sum）的付钱或工资形式。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单位越长（越接近以人头算），履行合约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时间之外的其它监管就越复杂，往往需要量度其它特质来作价而加以协助。这带来要补充的第三点。那就是劳力的雇用，除时间工资外我们往往观察到其它特质的量度与酬报，例如奖金（又称花红，量度的特质是利润）、佣金（量度销售量）、小账（顾客衡量服务）、假日（量度资历）、医疗（量度健康）、股份选择权（衡量整体贡献）、退休金（量度资历）等。
写到这里，我要略谈（批评）一下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今天还是时尚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因为这理论与本节有直接的关连。
七十年代中期，我以两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发表了上一章提到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该文结尾处我提到香港置地公司在六十年代时，其商业楼宇的租金比竞争者供应的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排队」。我的阐释，是香港置地要租客遵守使用楼宇的规例，交租准时。其含意是监管租客的行为有（交易）费用，而低于市值租金的差距，可以看为交易（监管）费用的节省。香港置地公司是英资，其监管费用比华资的高，而该公司的物业一般是高档的。高档物业的租金「偏低」，利于管理，举世都有这样的倾向，不是香港置地的发明，但因为是英资，他们在香港的租金偏低较为明显。
效率工资理论的要点类同，只是香港置地公司是楼宇面积的出售者，而雇主是劳力的购买者。前者的租金低于市，后者的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的（这理论不是工资高于市，而是所有同行的雇主都偏高，可以较低工资聘请但不采用）。
效率工资理论是赶驴子的故事：驴前有红萝卜，驴后有棍子。工资高于可以聘请之价，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来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失业有的是，偏高的工资求职者众，是棍子。这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rigidity），为恐失去了萝卜与棍子时劳力的工作会散漫起来，生产力下降。工资顽固难下（比上升之易而言）是对的——香港公务员的工资是明显的例子。这是凯恩斯（J。 M。 Keynes）及之后的解释失业的老生常谈。但究竟是不是为了保持萝卜与棍子却是疑问。
我认为上述的分析有三点困难。
（一）萝卜与棍子在观察上无从分开（只是说工资偏高），而又不像香港置地的例子，有竞争市场租值可比，我们也不容易判断就业的工资是否偏高了。另一方面，任何工资都是萝卜。香港置地的租金低于市价，其差距不是萝卜而是棍子，而又因为有市租比较，这棍子是观察到的，真有其物。
（二）香港置地的棍子用以减低监管（交易）费用。原则上，效率工资理论中的萝卜与棍子的作用类同。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监管费用不存在，就不需要有萝卜及棍子了。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若不下降就含意萝卜与棍子代表的监管费用增加。怎么可能呢？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而就是不下降总不会上升。这样看，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是一定会下降的。这也是说，以萝卜及棍子的需要来解释工资向下调整的顽固性是不能成立的。香港置地的棍子就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三）在上文我提及，工资（wagerate）是雇用劳力以量度时间作价的合约安排，但其它还有好些可以量度而作价的特质。漠视了这些其它的量度是效率工资理论的大漏。
二○○○年的春天，牛津大学主将J。 A。 Mirrlees到香港大学演讲，其题材是关于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重点还是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当时我在场作主持，不应该提问，但他讲后我忍不住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但据我所知整个南中国不容易找到一张你假设的合约。他们有的是偏低的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而在工厂中绝大部分的合约安排是件工。你的失业理论怎样了？」
Mirrlees很客观，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能肯定件工合约也否决了他的理论。以我之见，件工合约否决效率工资理论是清楚的。
（《经济解释》之八十四）
第三节：佃农理论的发展
一时大意，没有澄清本卷的名目——《制度的选择》——的简单意思。这里说的制度或合约安排的选择，不是指选哪种安排比较好。好不好是伦理或价值观的问题，与经济解释扯不上关系。这里说的「选择」是为什么某些安排被采用，某些不被采用，而更困难的是为什么制度或安排会转变。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因此，所有观察到的制度或安排的解释，都要从选择的角度来处理。当然，有些非选择性的经济分析，例如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于一九五○年发表的《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精彩绝伦，非读不可，但那是说漫无目的与选择性的行为在适者生存下没有分别。在科学方法上，说行为是选择使然是经济学的习惯（convention）假设，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都遵守的。
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原富》，一起笔以制针厂为例，示范专业生产（分工合作）可使每工人增加产量数百倍。我补加了专业的知识累积，可使产量的增加以千、万倍计。但专业生产是要交换的。市场是私产制度下的交换（交易）形式。市场交易是需要合约的。然而，在私产市场下，无效率或有浪费的合约安排是经济学传统的大话题，虽然合约的分析是这传统忽略了的。
奇怪，无效率或不可取的合约安排起自史密斯，虽然他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他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差不多，因为制度也是安排。以农业为例，他指出古时的奴隶制度最无效率，因为奴隶喜欢吃越多越好，工作则越少越妙。于是佃农（与地主分成）的制度就代替了奴隶制。史密斯认为佃农制度也不善，因为收获分成等于地主抽税。他说教会抽税百分之十也有明显的不良效果，地主分成百分之五十，其不良效果更不言自明。史氏跟说，比较有效率的固定租金制度，逐渐代替了佃农制度，因为农户交了租金后，不用分成，尽取租金之外的剩余，生产意图就增加了。但史氏又认为，固定租金制也有不良之处，因为租期不够长，农户的安全保障不足。他认为近于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是最理想的，而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独有。是的，史氏认为英国的农地租用安排是欧洲最先进的。佃农制度当时在法国盛行，而英、法在历史上互相敌对，英国比法国先进是英国学者的传统看法。
上述的史氏之见，对后来的影响甚广。我曾经提及，史密斯对自私的看法，不是天生自私，而是被迫而自私的，有适者生存的味道。上述史氏分析农地制度的演进，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就极为明显了。这理念影响了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与黑格尔（G。 Hegel； 1770…1831）的辩证法唯物论，而后二者影响了马克思（K。 Marx； 1818…188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共产主义淘汰，是淘汰前的推断，而史密斯的制度演进与达尔文的生物演进则是事后回顾的。那是说，后二者不用水晶球。
很不幸，史氏的农地使用制度的演进回顾，绝非史实，全盘错了。历史上没有证据佃农代替了奴隶；英国本土从来没有佃农制；佃农分成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分成合约在零售行业、出版行业、发明专利租用、石油工业等，今天是普遍采用的。
我认为英国的传统没有佃农制度，主要是他们早期的贵族领地租用制（manorial system）演变成为终生租用制（leasehold with a lease for life）。在终生（或家族终生）租用土地的安排下，贵族地主不能按预订的租期解约。这使监管佃农履行合约的费用增加。固定租金，有租收就不管，于是被选择了。
史密斯把佃农分成看作政府或教堂抽税，因而无效率的分析，还有两个漏洞。其一是政府或教堂不是地主。土地不是抽税者的私产，其使用要不是抽税者无权过问，就是有权过问也懒得问，因为抽回来的税不是私人的。这里更要指出的，是产权是制度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市场的合约安排是以私产安排为基础的。论生产效率，我们应该从产权安排的角度看，而不是看合约的安排。私有产权包括自由转让权，我说过了，而自由转让权是包括合约安排的自由选择的。
其二是史氏有一个微小的忽略，严重地误导了后人。他说佃农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归农户，五十归地主。这可能只是例子，但后人却认为是一般性的实际规律，以致米尔（J。 S。 Mill； 1848）认定佃农分成是风俗习惯，不能以经济理论分析。后来马歇尔（A。 Marshall）作今天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报》的首任编辑，其一八九四年创刊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的佃农制。作者H。 Higgs只调查了一个农户，其分成率竟然刚好是五十、五十！虽然Higgs指出这分成率在真实世界有变化，但他还认为主要是风俗习惯决定的。
一传十，十传百，无意的误导害人不浅。作为学生习作，我的佃农理论是由市场竞争与农地的肥沃程度、地主与农户的土地投资等决定分成率。一九六七年把一篇文稿寄到《美国经济学报》，老编竟然说虽然文章不错，但评审者坚持分成率是风俗决定的，不放弃市场的决定就不能发表！最不幸的可能是芝加哥的庄逊（D。 G。 Johnson）。这位农业经济大师于一九五○年发表的佃农分析，其结论脱不了传统的「无效率」。但庄逊是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