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产权保障得好，政府不朝令夕改，不私相授受，一个私有产权的制度是不会弄成财富两极分化的。幸运的人成巨富可能，但整体的两极分化的或然率近于零。回顾我在本卷第五章分析的件工合约，如果所有生产合约都是件工的话，社会会有财富不均，但不可能两极分化。转换了生产合约形式，因为有天灾人祸，际遇不同，财富不均的程度会增加，但整体两极分化怎样也谈不上。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两极分化是是政府与特权分子做出来的。原则上，整体的财富两极化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这冲突的继续存在，私产制度不保。但若私产制度管治得好，很小部分的大富的人不仅存在，而且会被穷人视作英雄。
结论如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这后者转变也是因为自私而起，转变后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减反加。是的，人的自私可以灭绝人类。考虑到所有局限条件，灭绝也是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
（《经济解释》之九十七）
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是从一个近于极端的无产（propertyless）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近于私产的市场制度。风雷急剧，一日千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党下马，也大谈改革，但于今尘埃渐定，中国胜出了十多个马位。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多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改革而转变，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会超出我们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关于中国去向的短文。我为此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的？当时贴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信报》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而言，都按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它国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经济解释》之九十八）
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而第二种是必经之路。让我把每种的性质说说吧。
（一）等级划分权利
上章提到的中国旧家庭就是以等级划分权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等级排列的现象与旧家庭类同，只是前者把排列伸展到整个国家。是的，一九七九年的查询，中国的行政干部分二十六级，技（即生技术）及其它行业有类同的级别，是否党员与党龄多少有排列，每个位置的收入划定，而以职位较高的干部来说，金钱工资只是收入的小部分：房屋、交通、医疗、学校等有不同优待，购物的排队时间可免，物品质量较高而价格也较低。
是的，在废除私产的情况下，等级排列是减低租值消散的一个办法。虽然中国当年民不聊生的故事天天有，大跃进饿死的与文革斗死的加起来数千万，但人口还是增加了。不是毛氏说「人多好办事」那样简单；主要是等级划分减低了租值消散。
可以说是成员没有私产的巨大家庭，也可以说是一国大军。等级、人权不平等，不能有西方的司法制度，但有法例、重纪律、说服从。原则上这是行得通的，也可以想象得很理想。这制度的崩溃可不是因为「家庭」太大或「军队」太大，而是因为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太高。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等级划分普及整个国家，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市场，社会缺乏价格的指引，导致讯息费用奇高。有市场而不用是一回事，但还有市价的讯息可用；没有市场，由政府或中央订价，不容易得到需求与供应的讯息。中央策划生产也因为没有市价指引而错误频频。
第二方面，政府要分派工作，国家职工不能自由转业。这是因为容许工人自由转业，私产在某程度一定出现。我曾在分析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安排时说过，只要公社的社员不能转业，不管用什么工分制多劳多吃，私产对社员是不重要的。这样，废除私产搞无产制容易，但一旦社员能转业，要他无产他就跟你拼命了。不能转业与没有市价的指引，比较优势定律起不了作用。政府分派工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比较生产优势，更何况这些「分派」通常是私相授受的。
第三方面应该最重要。那就是等级划分的制度必定有竞争升级的行为。虽然等级划分权利会减低租值消散，但竞争升级免不了有租值消散的效果。这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指引下，竞争升级不能纯以生产力为准则。例如争取入党不一定与生产力有关；以思想的正确性判断要背《毛语录》、说话要小心；搞关系要学政治手法。凡此种种，都是制度或交易费用。
是的，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言论不可以太自由，因为你的言论可能损害等级较高的人，使他的等级下降。如果是私有产权制度，资产是我的，你怎样说资产还是我的，只要你说的不诽谤我，我管不。还有的是，集体要换位提升就可能要搞革命了。如果毛氏当年的国家是私产制，文革怎样也搞不起来。
第四方面，整国以等级划分与一家之内的等级划分相比，是前者没有血浓于水的爱。亲朋戚友之间的爱与关心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这点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见《中国的前途》）解释过了。
在私产市场制度下，交易费用也相当可观。但从类同生产的经济来衡量，私产市场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比较低；而又因为专业生产有巨利可图，这百分比低一点国富，高一点国贫──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比较。那就是每个家庭之内的长者之下的成员没有私产，要论资排辈，而以这情况与举国作为一家的等级划分相比。上文的解释，是后者的交易（制度）费用高得多了。
（二）管制划分权利
以管制规例来划分管制者的权利是不容易伸展到整个经济去的。规例太多处理甚难。非私产的使用，以管制规例约束竞争也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的。以公立图书馆为例，其中的书籍没有一本是私人的。竞争借读的人如果没有规例约束，不几天整个图书馆会变得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