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和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就是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 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上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这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困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 有有这种考虑在内。
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甚至就连他的死，也要被人说成“不得善终”。就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文化与人
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姓名：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最杰出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辉动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罪恶得失，人们尽可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列外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人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是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也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把这部书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倔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是，礼已坏而乐已崩，毛汉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