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画，与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够获致圆满的效果”。
我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启示中，发现任何计画，都应该顺天应人；所有目标，都必须光明正大。这样的管理，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计画，便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命，可是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涯规划。而我们所做的计画，则是后天的人生规划，两者配合，即为天人合一。
（二）确立制度。
一般人依据孔子所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推断“为政在人”就是孔子“人治”的思想；大家看到明法篇主张“以法治国”，便认定管子是“法治”的先驱，韩非“立法以治民定国”，即为真正的“法治”。因而人治、法治对举，互较长短利弊，造成莫大的谬误。实则孔子不完全主张人治，他是相当重视典章制度的。他的“从周”，便是采取以往实施过的善法而重加实行。不过孔子觉察到徒法不能自行，必须用“仁爱”的原则，来加以补救，才不致像周代那样，制度虽粲然大备，终究不能久远维持。强大而文明的周室，在平王东迁之后，便濒临衰乱危亡的命运。
象棋的制度十分完备。两人对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气地要对方持用红棋，这是礼让的开始。让不过的人，占用了红子，即宜秉持“占红不占先”的规矩，请黑棋先走。同时将、士、象、车、马、包、卒等，各有各的走法，双方都要遵守规定。到了最后，胜负已经十分明显，胜方先说：“承让、承让。”败的人也不妨说一句：“毕竟棋高一着，佩服之至！”从头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从，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难免争执，吵闹一番。
中国式管理，当然重视制度的确立，因为主观的意愿必须化为客观的组织制度，才能产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论多么完善，终免不了有其漏洞。而且时日一久，流弊丛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适的人来执行，一方面也需要贤明的人来批评反省。不断努力加以修正改善，绝不容许因循懈怠。
（三）公平竞争。
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处理欲的方法，是“因势利导，把它引向正当的途径上去”。他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的“欲”，是人人所该的可欲对象，都应该把它导向高尚的途径，使其充分发展，尽量获得满足的快乐。然而，孔子认为实现可欲的对象，亦应使用正当的手段，必须“以其道得之”。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象棋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君子之争。下棋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除非他另有企图，存心利用棋戏来讨好对方，故意隐藏实力，以“不胜”为手段，真是可鄙的谄媚。不过，当说双方棋力悬殊，我们也不愿见一方屡胜，给另一方带来太多的挫折感。这时可以采用让子的方法，譬如让一车或一马，甚至双车或双马，以求彼此旗鼓相当，寓有公平竞争的用意。
管理上，我们也体认人有欲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则什么管理方案，都将得不到适切的反应。但是，人有欲望，组织也有目标，于是人与人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势必有所竞争。我们希望机构互助，却也不反对公平的竞争。因为正当的竞争，才是促成进步的良好动力。“对内竞争，彼此不断改善而获得进步；对外联营，以求得国际间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是中国式管理努力的目标之一。
（四）组织精简。
中国历史，一向推崇汉代的行政管理。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汉代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的长官叫做太守，地位和当时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为灵活，这是一大特色。
象棋分为红、黑两边，各有十六个成员，区分为帅（将）、仕（士）、相（象）、俥（车）、傌（马）、炮（包）、兵（卒）七种等级，组织十分精简。
中国人的组织，最喜欢采用“兄弟会”的型态。其最主要的特色，即在精简有效。当然，在初创时期，也可以采取“父子帮”的组织，父亲带领着几个儿子，一面教导，一面经营；待儿女长大之后，父亲退居顾问的位置，还是兄弟会组织。不过中国人的兄弟会，并不拘泥于兄弟的名分，也不必然都要仿效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它的精神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如兄如弟。
彼此的关系，原本或许只是乡亲、朋友、同学，甚至根本就是互不相识的陌生者，如今既然以兄弟会的精神来组织，就应该赋以兄弟的实，做到“兄兄弟弟”，滋生出家族式的亲密关系。为了确保彼此能够如手如足，势须贯彻精兵主义，组织成员，重质不重量，在精不在多。精兵主义一方面要求适才适所，精简业务；一方面也要简化组织，减少层级，以符合现代化“压扁式”组织的精神。
（五）各施所长。
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便是宣导大家不要彼此干扰，或者互为对手制造问题。相反地，大家放手让在位的人，好好地去发挥他的长才。当然，在其位的人，也应该切实做好分内的工作，才不致造成“尸位素餐”的不良现象。要能够“各施所长”，必须先了解各人的长处。因为人的知性不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此所以孔子肯定“仲田可以让他管一个能出千辆兵车的国家的军政；冉求可以做一个有千户人家的邑的宰，或者做一个能出百辆兵车的家的家宰；公西赤可以让他穿著礼服站在朝廷上和外宾周旋”，而“冉雍这个人，则可以居于君长的位置”。
象棋的车，可以纵向或横向直走，对方任何阻碍，不论其职级高低，悉数可以逐而食之。马跳日，无论东、南、西、北那一个方向，只要舒展得开，马腿不被蹩住，便可以耀武扬威，奋力克敌。包能够翻越障碍，攻击对方。士斜行；象飞田；卒只能进不得后退，过河以后还可以横着走；惟独将必须深居宫中，顶多左、右、上、下踱踱方步。各有所长，而又得以各施所长。
这种精神，应用到中国式管理，便是要求成员在修己安人的过程中，都要人尽其才。同时在此之先，必须人有其才。任何职位，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再不引人注目，都不能随便找个人填填位置，应付一下。因为不具备这方面才能的人，不但不会了解其中的奥秘。而且外行人往往自认有自己的一套，例如相飞田却飞到对方的境域里去，弄得整个制度大乱，竟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飞得远，表现得出色，而不知已经坏了大局？但是，一旦人有其才，即应该知人善任，秉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他放手去做，才能人尽其才。所以千万不要处处防弊重于兴利，讲求制衡，使其无法各施所长。
（六）互依互赖。
中国的伦理，使所有中国人，结成一个硕大的互依互赖网。孔子的“连带责任主义”，更使得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互依互赖的正确意义，是互助而非倚赖。例如有甲、乙两人，如果“甲的义务，即系乙的权利；同时乙的义务，亦即甲的权利”，互相消而又互相益，便是互助。推而至于分工合作，成为更复杂的互助。不幸我国旧社会误认为互依互赖即可以趁机依赖他人，因而依赖的风气甚盛。礼记王制说：“愈、聋、跛、繴、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废疾的人，都要尽力以一艺一技来自赡，那些无所事事而依赖他人生活的，包括各种机构的冗员、呆人，实在是应该引以为耻的。
象棋的十六个成员，各自可以独立作战，不必也不能依赖他人。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助合作的。车固然可以保护马，马也可以“看”住车，不让它平白遭受对方的攻击。士、象当然是将的心腹，随时要保护着。然而紧急时期，当士或象在将的行宫里受到袭击时，将也可以给予适当的维系，甚至奋勇地挫败来犯的敌人。卒的威力较小，而在适当的场合，照样可以攻死对方的帅。
或者保护自己的车、马、包，依然有其发挥互助能力的时刻。
互依互赖的精神，使得中国式管理，把员工视为部属，意思是“属于老板的一部分”，做到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如手如足，当然不肯任意解雇、撤职，随便砍断自己的手脚。互依互赖的基础，则是集体努力和共同责任。管理者明白“红花亦需绿叶来陪衬”的道理，体认任何事业，都不是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有赖于同仁的互助合作，因而致力于加强这些“伦常之网”中各个“依存者”的“共识”，唤起大家“合则彼此有利，分则大家倒霉”的意识。共同努力，一起来担负责任，才能共策共力，达到真正互依互赖的境界。
管理应发挥的十二特色（2）（七）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无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应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在汉初曾经实际施行过。传统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主张管理者无为，然后才能运用众智、众力；一是主张不扰民。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什么都要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老、庄又进一步说“无为而无不为”，用“无不为”来肯定“无为”的功效。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不过孔子宣导由有为而无为，在过程上与老、庄有所不同。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使中国人在领导上“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到了“好象不见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汉之争，项羽显然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像似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能得天下，项羽却自刎而亡。我们从民间普遍流传的西游记由唐三藏领导，不由孙悟空带头；三国演义刘备领导更具英雄性的关公、张飞、赵子龙；水浒传不以林冲、武松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为首领，却推举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宋江来领导，便可以体会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心思了。
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人警告：“当心他的马。”称赞“他的车十分厉害”，或者激赏“好威风的连环炮”。我们从来未曾听说：“他的老将好厉害。”当然也一直没有人赞美过“好能干的帅”。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包、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包又更有英雄性。
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在领导上，我们也希望管理者能够体认胡适先生，当年形容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的道理，尽量无为而治。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在位时，遇有部属提出问题，他总是说：“去问管仲吧！”部属听得多了，打趣他说：“这样的国君，可真轻松啊！”桓公说：“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够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然后他又加强语气地说：“不然，我这个国君就难当了。”做一个有眼光、有担当、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难道不是使自己有时间得以从事“例外管理”，而部属也能够发挥潜力的最佳表现吗？（八）民主自治。
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书泰誓篇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本已佚）等语，均指出“天的意志，在于民众”。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语楚语上记载处大夫范无宁的话：“民，天之主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中随国的贤人季梁更进一步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不但是天之主，而且是神之主，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深厚到如许地步，实在堪称为民主自治的先进国家而无愧。
象棋所表现的领导方式，就是十分符合民主原则的。任何一枚棋子，都不会勉强其它棋子来顺从它；大家都遵守规则，依法而行；更要极端负起责任，自己的行动自己负责。正与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三大要素若合符节。
至于自治，每一枚棋子，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可行则行，不可行即止。遇有阻碍或困难，必循正道设法排除或解决，不依赖他人，也不轻易受人左右，或听信别人的意见，因为“观棋不语真君子”。而一旦下定决心，走错了路也绝对不怪罪于人，更不存心反悔，这才是“起手无回大丈夫”。
中国式管理，深信管理的对象，主要为人与事。事的范围较易解决，最难的是人，所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如何把握人心的工作。中国人观念，最高的领导，即在充分激起同仁的自发心。而部属的自动自发，则有赖于民主的领导。因为专制的领导者，常有喜欢逢迎、厌恶批评与讨论的倾向。若干善于讨好的人员，容易获得幸进的机会，以致组织内的热忱者变为冷漠，能力强的人退为旁观者，大家不以组织目标为重，却集中精力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弄得整个组织毫无生气。
所以民主的领导方式，尽量鼓励同仁自治，才是“修己以安人”的坦途。
（九）竭尽心力。
无论如何，工作勤劳乃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恶劳，不肯工作的人，历来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人。中国向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教，一般读书人都以手脑并用，“耕读传家”为荣。
隋末王通慨然有忧国之志，抱经纶之怀，被其教泽者，多能蔚为国器。可是他躬耕不辍，不敢自逸。有人问他：这样不是太劳累了吗？他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无职者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中华民族勤劳成性，尤其是海外华侨刻苦自励，最为显著。中国人只要让他心安身乐，他就会竭尽心力，毫无保留地勤劳工作，而且“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象棋的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