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候，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以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初期里，在父权时代确立以前，另有一个“母权”的时代，在那时代里的女子不但不受男子的庇护，并且有极高的权力③。五十年以前，德人巴霍芬（BachOfen）便是此种见解的最有力的说客。他读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述以后，在小亚细亚的古吕西亚人（Lycians）中间发见了一个最可以代表的“母权”的例子，因为希氏说，吕西亚人从母受姓，也因袭母的身分，而不从父，不因袭父①。巴氏相信这一类的民族是“女子政治”的②，治权是在女子的手里。这种见地，尤其是像已氏的那种说法，到现在已经不能说有多么大的力量。至于从母受姓的习惯，即所谓母系的制度，确乎在有一个时代是很普遍的。但我们很早就知道，系虽从母，一族的治权却不一定在母亲手里，往往在各式公权的制度里，我们可以找到母系的同时存在③。巴氏的说法虽去事实大远，近年以来，一部分见地，却又走了另一极端，把母系制度下女子分有应得的权利否认一个干净。这当然又是和事实不符的，即使没有事实做依据，理论上似乎也大不近人情。苏门答腊（Sumatra）的所谓“恩比拉那克”（ambilanak）式的婚姻，我们就不妨拿来当作母权制度的一派，在此种方式下的婚姻，男子住在妻子的家里，虽不付什么代价，地位却是属体的而不是主体的。古吕西亚人的实在也就是这种制度，据希罗多德的那种写法，我们万难断定它有女子政治的意味④，我们却知道，小亚细亚一带的妇女古时候全都能享受优良的待遇和高度的权利，初不独吕西亚的女子为然，这一点我们在基督教初期的历史与文字里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母系的制度确乎能够提高妇女的身分，我们在古亚拉伯的“比那”（beena）婚制③这种见地，如其完全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在所以绵延种族的性的功能上，女子的名份似乎比男子要大许多。步虚（D。W。H。Busch）在八九十年前就说：“要是我们完全从体质方面来看性的本能，不但女子不能算作男子的资产，而且若把男子当作女子的资产，理由反而要来得充分”。见《妇女的性生活》（DasGeschlechtslebendesWeibes），第一册，第201 页。①见希氏史书，第一册，第一百七十三章。②按这里所说的“女子政治”或“女治”，英文为Gynae（X，cracy，”女治”和“母权”（Matriarchy）程度上很有一些分别。”母权”的社会，民族学上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女治”的社会，便几乎完全没有。巴霍芬一班人的错误就在根据了一些母权的零星资料，来树立一个“女治时代”的学说。——译者③系属和治权事实上是截然两事，早经达而恭在他的《母权与父权》（L。vonDargun，MutterrechtundVaterrecht，1892 年出版）上说过。韦思特马克虽以为施丹麦兹（SteinmetZ）并没有绝对证明在母系制度之下，夫权一定会减少，同时却也可以为假若一个丈夫住在妻子的家里，他的权力多少要打些折扣。见注⑧所引书第一册，第655 页。④同注①。里可以找到一个更显明更清楚的例子。在“比那”婚制之下，女子的地位和普通买卖婚姻制下的大不相同。买卖婚姻制下，女子多少有些货物的意味，多少要受人的作践，但在“比那”制下便不然，女子是帐幕和一切家庭财物的主人，有了财主的身分，有了不必依傍丈夫的自由与能力，她的尊严也就提高了⑤。
原始时代从母得姓的倾向还可以教我们联想到一点，就是原始的人类未尝不承认，在生殖的作用上面，母亲的力量要比父亲为大。既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便不由不想到原始文化里的另一种的倾向。就是，在神道的崇拜里，女神的地位要比男神稍胜一筹。女神的地位既比男神为崇高，则女子的地位决不至于比男子为低，似乎是一件势所必至的事。原始的妇女往往和宗教的职司有重大的关系，原因也就在于此了。在澳洲中部的各部落有一种共同的传说，就是，以前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女子的名分原是很大的，到了后来，才几乎完全变做男子的职司；但即在今日，至少有一个部落似乎还保守着不少的以前的习惯，宗教仪式里依然有女子参加；可见那共同的传说是不为无据的了①。其实在欧洲也未尝不如此。开尔恃民族以及地中海各民族的原始的许多神道，在基督教来到以后，虽全都退居不清楚的背景里去，但同时退避，而隐约之间，女神的影子要比男神的摇幌得大②。爱尔兰民族是以保守著称的，古代的习惯与传统思想至今还存留得不少，女子的地位也就比别处要高出许多，无论婚前婚后，她都享受不少的自由。他们说：“每一个女子可以走她自己愿意走的路”。爱尔兰女子在婚后的地位和离婚的自由，都要在基督教教会以及英国的习惯法所许可之上③。母系的制度对于女子的地位，有特殊的良好影响，初看似乎不容易承认，但我们要知道，就在最与女子不利的文化环境之内，女子对于男子，往往能行使很大的压力，使男子轻易不能以横暴相加，不利的环境之下尤且如此，何况有母系制度的帮衬呢？④11 女子地位与历史倾向二——古代各民族的遗业古代许多大国的情形和上文所说的有些相同。大体言之，大半在它们历史的初叶、即生长的时期里，和它们的未叶、即成熟的时期里，女子的地位总有提高的倾向；但是在中叶、即父权全盛而军事组织最占优势的时期里；女子的地位就得差一点了。这种高而降低，低而复高的循环的运动似乎差不⑤见斯密士的《古阿刺伯的氏族与婚姻》（RObertsonsmith，KinshipandMarriagein Ear1y Arabia）；弗瑞泽尔在1886 年3 月27 日的《学院杂志》（Academy）里也以为非洲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北境的半色米底人（semitic），因为没有经历过回教的富有革命性影响，到今还保留着一种婚制，和“比那”婚制十分相象，但此种婚制同时也包括一些另一种相反的制度的遗迹，这种相反的制度，在斯密士的书里叫做”巴尔”（Ba’a1）婚制，那就是一种以女子为财产的买卖婚了。①见斯朋色尔与格林合著的《中澳洲的北方部落》（spencerandGillen，Morthrn Tribes CentraIAustralia），第358 页。②见瑞伊士和勃林冒琼士合著的《威尔虚民族》（RhysandBrynmorJones，TheWelshPoople），第55—56页。又瑞伊士独著的《非基督教的开尔脱民族》（CelticHeathendom）第93 页。③同注②合著书，第214 页。④葛劳力（Crawley）举过许多例子，见《神秘的玫瑰》（TheMysticRose），第41 页及41 页以后。多已经变做大一些的社会集团所由发展的一条自然法则。巴比伦的历史，便是很显豁的一例。最初巴比伦的女子是有完全的独立的人格的，她的权利也和她的丈夫和弟兄相等，稍后，据汉漠拉比（Halnurabi）法典所规定的种种，她的义务虽没有改变，权利却比以前为少了；最后到了所谓新巴比伦的几个时期里，她又重新取得和她的丈夫相等的权利①。
埃及妇女的地位，以未叶的为最高，在它的长期历史的其余段落里，女子的地位也始终能维持相当的水平线，并且始终有继涨增高的趋势。同时，因为婚前的贞操是一件不大注意的事，而婚约的缔结也不以处女为重，我们更可以知道埃及人的妇女观是没有资产的嗅味的。虽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男女的平等②，便早经埃及人承认。还有一桩事实，足以证明埃及女子地位之高，就是，她的子女，是无论怎样，不会有私生的名目的；就是一个奴隶的妇女胡乱生了子女，也不适用私生的名义③。阿美利诺（Amélineau）说得好：“能够把妇女的尊严在人类历史上作第一次的宣示，这是埃及民族道德的荣光”①，所谓“婚姻主权”的观念，即男女成婚以前，主权究应谁属，埃及人是完全不懂的。巴比伦和埃及的文化，同样的稳固，同样的有活力，同样的享国久长，对于人类全部的文明同样的有悠远的影响，而同时女子的地位，也是同样的优越——此中意味，真是耐人寻玩。
在犹大民族的历史里，似乎找不到一个居间的时期，女子的地位。从完全的服从到自由的逐渐扩大，其渐进的步骤似乎是很一贯的。最初，一个丈夫可以不问理由的把妻子休去。（这并不是父权的一种扩大，而是纯粹的一个婚姻权或夫权。）后来这主权逐渐的受限制，不能随便行使，这在《旧约）的《申命记》里就开始可以看出来。后来的《犹太法典）（Mishnah）就更进一步，遇到妻子有可怜悯矜惜的情形时（如疯狂、被劫夺、幽禁之类），便根本不准休弃。自公元后1025年以来，除了合法的理由或得到妻子的同意以外，离婚是不可能的。同时，妻子却开始取得她的离婚的权利，就是可以强迫丈夫把她休去，丈夫设或不从，便得受刑法的制裁。离婚以后，女子便自己取得完全独立的人格，并且可以把丈夫给她的一分查产带走。犹太人的法律虽严，而犹太教领袖对于法理的解释却宽，所以能顺着文化渐进的潮①见瑞维岳《古代的妇女》（Revillout，LaFemmedansl’Anliquté）一文，载1906 年的《亚细亚杂志》（JournaIAsiatique），第七卷，第57 页。同时可以参看马克斯（VictorMarx）所著的《阿叙利亚考古学一得录》（BeitrǎgezurAs…syrlo1ogie），1899 年，第四集，第一篇。②霭氏在早年的作品里，也往往用“平等”这个名字；要是仅仅用于法律一方面，当然不成多大问题，但若把它适用到生活的全部，霭氏自己也知其未妥。霭氏在1929 年修正的《男与女》的序文里，便提出”均值”（Equivalence）的概念，来替代“平等”（Eqaliiy）的概念。现在译文中，不论其所应用的为法律方面与否，一概译作“平等”，以存其旧。———译者③见杜那尔曾《妇女简史》（Donaldson，Woman），第196、241 页及以后。尼佐尔特在《埃及的婚姻》（NielzOld，DleEhein“Agypten”）第17 页上说起提奥多罗斯（Diodorus）所说的埃及没有私生于的话似乎还应加以注解，不应按着字面接受。但无论如何，埃及的私生子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处，却终究是一大事实。①见亚美利诺《埃及人的道德》（Amélelineau，LaMoraleEgyptienne），第194 页，又霍布豪斯《演化中的道德》（HObhhuse，MOralsinEvOlutiOn），第一册，第187 页；又白脱瑞《古埃及的宗教与良心》（FlindersPelrie，ReligionandConscientinAncientEgypt），第131 页及以后。流，把女子的性的公道和平等，随时的提高②。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的演进，也是有许多地方对于女子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承继这一点上。在穆罕默德以前，就麦地那（Medina）地方流行的制度而论，女子是几乎完全没有承继权的。《可兰经》里立法的部分，就把这规矩改了，虽没有把它完全取消，至少是对女子的地位，已经促进不少。所以有这一番改制的理由，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的藉隶不是麦地那，而是麦加（Mecca），在麦加地方当时还存留着一些母权制度的痕迹①。
说到这里，有一点不大受人理会的意思，我们不妨一提。就是，就在女子的权利受压迫、女子的人格被制服的时代里，此种压迫和制服的动机也实在出乎保护女子的一念，有时候一重新的压迫的产生也许就是一种新的权利的取得的标识。仿佛我们把女子深深的禁锢起来，目的原不在剥夺她们的权利，而在保护这种权利，使越发不可剥夺，爱之弥深，于是保护方法的采取，便不觉弥加周密。后世文化生活日趋稳定，女子的境遇不像以前那般危险，这种爱护的动机大家便不再记忆，而社会对于女子和她的权利的多方关切，反变成一种障碍，一种苦难。
罗马的妇女，在最初时期里的身分，我们几乎全不知道；在罗马的历史开始看得清楚的时候，父权制度已经很根深蒂固的成立，而女于不过是一个严格的“在家从父”与“出嫁从夫”的人格罢了。但罗马文化逐渐发展以后，女子的地位也就跟着发展起来，其大概的趋势和巴比伦与埃及的可以说是一般无二。但是在罗马有这么一点分别，就是，罗马文化的由粗而细，帝国版图的由小而大，是和罗马法制的灿烂的发展有联带的关系的，而罗马法终于把妇女的身分，几乎提高到了一个超凡入圣的境界。在民主时代的末期，女子的法律的地位已经慢慢的相等，到两位安东尼帝的时代，那些法律专家（Jurisconsults），受了自然法的学说的指引，便形成了两性平等的观念，认为它是一种禀公的法典应采取的原则。到此，父权制度下妇女的服从便完全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不再有人拥护。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查上丁尼帝（Justinian）的时代，在基督教的势力扩大以后，才不能继续维持，而妇女的地位重复经历到一种新的磨难①。但是在妇女地位最占优势的时期里，旧式的罗马婚制就完全换了花样（实在也是旧花样翻新，不过在以前是认为不大名誉的罢了；这种新方式的婚制，从法律的立场看来，便等于把女子从父母家取出，而在夫家暂时存放一般。所以对于丈夫，她是完全独立的（尤其要是妆奁是她自备的话），对于娘家，也不过是名义上有隶属的关系罢了。
罗马婚姻是一个私人的契约，假使要的话，也不妨举行一个宗教的仪式，既属契约，便可以不拘理由的解除，只要取得家族会议的许可，觅到有力的见证，和履行相当法定的手续以后，双方便可以分手。这样的婚姻是以同意做第一要义的，既可以同意而合，即不妨因不同意而离，其问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这种离婚对于罗马妇女的幸福与道德，也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②。
这样一个制度，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