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动手写作《研究录》的第二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季候性现象；自动恋》（TheEvolutbn of Modesty，The Phenomena of sexual Peti Odicity，AntcrErotism），把伦敦的这次审判完全抛到地中海去了。
丹吉尔是地中海地区最富于东方色彩的地方，这个港口城市的生活不仅反映了伊斯兰的精神，而且比英国更加接近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这一切都使蔼理士大开眼界，受益不浅。从1881 年开始，他就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时到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方旅游。他在旅游中很注意研究各地的风土人情，考察那里的建筑，欣赏音乐、戏剧和其他传统的民族艺术。这些旅游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他能够生动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寻根究抵地去探讨性本能对于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霭理士在写作《研究录》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大纲，常常是一面读书和搜集资料，一面注意实地观察和思考。他每当认真思考一件事的意义的时候，总要写出笔记，时间一长也就不知不觉地积累下丰富的材料。更由于他选材严格，文采秀丽，使得六大卷的《研究录》成为当时学术界里公认的既有科学意义又有文学价值的杰作。
《研究录》的第二卷（英文本），即第二版重新调整卷次以后各版的第一卷，由出版第一卷（即第二版以后各版的第二卷）的原出版商辛格负责出版。他以“莱比锡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造成该书是在德国出版的假象，而实际却是在英国印刷出版的。发行不久，这位德国出生的受过很高教育的英籍出版商竟被伦敦警方以诈骗的罪名逮捕入狱，同时把他藏在家中的准备发行的《研究录》共数千册，全部查抄销毁。英国社会中强大的保守势力，终于迫使霭理士不得不把《研究录》从此转交给美国费城的一家声誉卓著而热心于出版发行各种医学书刊的戴维斯（F。A。Davis）出版公司去出版了。
霭理士最初写作《性逆转》时思想还不成熟，直到1914 年第二版的时候才有机会作一番彻底的修改和补充，使它达到了和《研究录》其他各卷相称的水准。第三卷的初版发行于1903 年，书名是《性冲动性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子的性冲动》（Analvsis of the Sexual lmpulse，Love and Pain，。。the Sexual ln1pulse in Women）；第四卷题名为《人类的性选择》（ffexualselecti On ill Man），1905 年初版；翌年出版的《性爱的象征现象，解欲的机制，妊娠的心理状态》（Erotic symbolism，the Mechanim ofDetumescence，the Psychic State in Pregnancy），是《研究录》的第五卷。1909年8月，霭理士终于写完了《研究录》的第六卷《性与社会》（Sexin Relation to So…c1ety），这是《研究录》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卷。那时，他一面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精神上如释重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一面更认识到有关问题本身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变化繁多，因此，已经完成的著作中不仅难免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而且挂一漏万的情况更是理所当然。十九年以后，即1928 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他若干补充研究》（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Studies）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六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作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作适当的讨论，以便确定它们在性问题上的明确的含义；例如哀鸿现象（Eonism）、发欲带学说（The Doctrine of ErOgenic ZoTles）、梦的综合。影恋（Narciss，ism）、水恋（Undinism）、窃恋（Kleptolagnia）以及婚姻史等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
1933 年，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又发表了一部题为（性心理学》（The Psycho1ogy of Sex）的书。因为霭理士考虑到，普通的临床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寻常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这部篇幅不大的手册或教科书性质的书。但是，由于这个题目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它的读者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范围。这部书的英文本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种外国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曾获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说过：“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在人类的性问题的研究上，霭理士虽然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的著作像有些评论家评论的那样，在科学上和艺术上都是不朽的稀世珍品，但无论如何，却也终于做成了一件适合人类需要的大事情、而且只有他破天荒第一次做成功了。
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中，古往今来难以摆脱的愚昧，使许多人把人类的性本能简单地视为物欲或肉欲，甚至把它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愚昧的结果，不仅为禁欲自戕和邪辟滥淫推波助澜，即便在一般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也不知曾经酿成过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霭理士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了人类的性的问题，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基督教的腐朽残酷的道德观念和腐败的习俗，拨开了笼罩在人类性现象上的沉沉迷雾，指出在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称得上是文明人类的一个启蒙的良师。
自然进化起源的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各种程度的变异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生理与病理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抵极深。因此，霭理士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这不仅是为了各种离开了正常的歧变的人着想，也是为社会与道德制度谋一部分的长治久安之计；因为，把性歧变当做不道德的行为和罪孽看，不但徒劳无益，而且越发教大家对道德制裁的力量失去信仰，名为禁止，实同鼓励，这是古今中外都有过的共同的惨痛教训。有些人出于误解或偏见，硬说霭理士是主张“性解放”的祸首，这是错误的武断。基督教发达以后的西洋的婚姻制度历来受宗教和属于宗教势力的法律的禁锢，霭理士强调的性的自由，完全是为了反对和取消宗教与法律的束缚。他从科学的分析出发，一方面主张性的活动和性的态度，只要不取罪于人，不扰乱社会，终究是一二当事人的私事，其是非利害，应由私人自己裁决；一方面坚定地指出，在社会生活里，无节制的放纵是没有地位的，自由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抑制，从最幼小的年龄起，一个人其实始终都在训练他的纪律生活与培养他的克己功夫。霭理士不仅反对纵欲和乱交，指出这与在性问题上的反科学的禁锢一样是违反自然的，是要不得的；而且还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的性的发育和精神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他虽然批评了有些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把性欲的升华看成是漫无边际的，但却也极力主张应该牢牢记住升华的可能、升华的价值和升华的深远意义，要努力从性的发育中取得巨大的力量来把人类的文明推向光明的未来。20世纪全世界在两性生活上健康发展的主流完全证实了霭理士的科学主张的正确和远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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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1939年11月开始译注这本书，1941年11月竣事，足足两个年头。这两年是抗战初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我是1938年到昆明的，后于潘先生南下约一年，在云南大学任职，1943年前主要在云南滇池周围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后来我和潘先生分别疏散在郊外两地，见面的机会不多。我没有看到他译注此书时的工作情况。这本书译成后过了五年，到1946年四月才在重庆初版，十月在上海再版。我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都迁居昆明城里，并且共同参与这时期的民主运动。这书在重庆初版时，潘先生和我已相偕离滇，同住在江苏浒墅关度夏。书在上海再版时，我已出国重访英伦。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不然的话，我在浒墅关整理《生育制度》的稿子时就会提到霭氏这本书了。我和这书初次见面当在1947年春季返国和潘先生同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之时。屈指计算到今年有缘与此书再见，其间已有三十九年之久。
当然，潘先生打算译注此书，我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1933～1935年，像其他在他门下的学生一样，早已从他的口头听到过，而且都盼望早日实现，因为霭氏是英国著名文豪，他的著作对于当时像我一般水平的学生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而且也不见得能懂。
潘先生决定译注这本书是出于对霭氏之学的倾心服膺，自称具有一种“私淑”的心理。私淑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之意。其实，我看，霭氏之学确乎不失为潘先生毕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泉源。真是如他在该书自题诗所说的“一识相思百事蠲”。从他从事专业训练的程序上也不难看出循循诱导他进入学术园地的正是这位大师：潘先生1922年出国先人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茂大学，学生物学。1924年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他利用这两年的暑假进入各地的暑期学习班，读人类学、优生学、甚至单细胞生物学。这张课程表充分表明了他的志趣是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为此准备结实的科学基础。他返国后在各大学讲授的课程和所有的著作也可以说百变不离“提高民族素质”这个宗。如果追问他的这个志趣来自何方，除了他爱国、爱民族之外那就不能不推到他早期所受这位私淑大师的引导了。
潘先生自称在1920年，时年二十岁*已接触到霭氏著作。那时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上学。霭氏所著的六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打中了这个青年人的心窍。像一颗种子落入了一块几乎是为它特地准备的沃土，一两年里就长出了新苗。他在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用霭氏之学结合了中国文献资料写出《冯小青考》的论文，也就是后来1927年在新月书店出版的《冯小青》一书的初稿。
当时敢于在这个大师面前交上这样一篇在常人眼里很可能是“离经叛道”或者至少是不太“正经”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个大胆果断的行动。更不简单的是在民国早年那个时代这位大师竟用了奖励的口吻作出“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的批语。我不知道梁氏对潘先生的赏识是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但无疑是这篇文章给了这位大师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此看出了这个后生可畏的前途。后来在另一篇潘先生上交的论文上批了下面一句话：“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澜。”有人认为潘先生主张通才教育，而且身体力行，表明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我则不以为然。泛澜是指大水流出了河床，而潘先生广博洋溢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越出他自己选定的那条“强种优生”的主流。正因为不使他的才智“泛澜”，所以他断了腿还是步步踏实，在国外吸取生物科学的精华，奠定他返国后在改善民族素质的研究上发挥作用的结实基础。推溯潘先生这条学术的源头就会见到这位私淑老师霭理士对他影响之大且深了。
霭理士是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早年英国文坛上的一颗明星，曾被誉为当时“最文明的英国人。”他出生于1859年，正是达尔文《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