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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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产生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的条件所作的这种估计，不仅适用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时代，而且也同样适用于莫尔的时代。莫尔虽有天才，虽然他看出了社会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引起了他的严厉指责，但是，他在他的周围社会里却没有觉察出能够消灭这些矛盾的唯一力量的萌芽。 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创造出使无产者形成为一个阶级所必要的前提，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幻想的方案”
在莫尔当时的条件下是表达他的大胆的社会思想的唯一可能采用的手段。《乌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内容是关于莫尔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谈话。在谈话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他代表的是作者的观点——尖锐地抨击了当时在英国已经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制度。 希斯拉德谴责专制君主的对外侵略政策，这种政策不但使被侵略的国家遭到蹂躏，而且也使本国民不聊生。他指出，君主为了贪图私利，不顾执政者必须关心臣民幸福、保护臣民利益的正确统治原则，而对臣民进行无情的剥削。 希斯拉德断言，人民选举执政者是为了人民自己，而不是为了执政者本身。 君主的荣誉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 可是，这些合理的原则在国王的宫廷里是没有人愿意理会的。 国王的谋臣们阿谀奉承，随时都能为那些打算剥削老百姓的决议找出这样或那样的论据，他们告诉国王各种各样加强剥削的方法……为了便利起见，他们臆造出了一种“理论”
，说国王从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卷，第５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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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做不公道的事，因为国家的一切，包括人民在内，都是属于国王的；老百姓所以能够有财产，只是由于“国王开恩”
，没有把他们的那一分财产要回来。他们还就这种理论大发谬论，说贫穷会使人民养成忍耐的习惯，而且能保障社会的安宁。 恰恰相反，贫穷永远是产生动乱的根源：最倾向于革命的，正是那些不满意现行制度的人。 一个国王，如果他的统治使百姓难以为生，就应该承认自己执政无方。但是，国王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去吞并新的王国，而不是怎样妥善地治理已经获得的王国。 为了战争，每个国家都拥有大批闲人，这些人不能从事任何和平劳动，并且轻视劳动人民。希斯拉德对和他谈话的英国人说：“不管怎样，为了应付紧急战争，养一大批这类扰乱治安的人，在我看来，不利于为社会造福。 你们不要战争，就决不会有战争，而你们所更应该重视的是和平，不是战争。”
莫尔还借希斯拉德的口，同样坚决而直率地揭露了国内社会关系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病毒。 莫尔指出，当时的社会突出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祸害，就是“有大批贵族”。贵族象雄蜂一样，终日无所事事，强迫自己田庄上的佃农为他们工作。贵族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地搜刮纯朴的人民，人民辛苦劳动，既要养活贵族，又要养活贵族的大批奴仆。 莫尔这样指出了英国在十六世纪初期尚未铲除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之后，接着又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当时的封建关系所具有的新的丑恶特征，这些特征是由于已经出现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产生的。《乌托邦》的第一部分描写了英国农民在养羊业发展的影响下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所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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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的英国的作品几乎都描写过这件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谈到原始积累的过程时两次引用了《乌托邦》的话。希斯拉德说：“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这种开玩笑似的指责只是一个开头，接着他便对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了极其深刻而细致的充满忿怒的分析。 莫尔和希斯拉德认为，这一过程的起点是羊毛需要量的增加和羊毛价格的上升。 这样大地主便能够把他们的地产从经营农业转为经营养羊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国内出产上等羊毛的地区的僧俗地主们很快地想出了这种增加收入的门路，便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土地改为牧场，把佃农驱逐出去，把所有的村落变成荒芜之地。 他们用诱骗或暴力的手段迫使凡是有地产的农民都不得不贱价卖掉自己的地产，离开自己久居的地方，因为养羊业不象种地，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手。这些可怜的人不知何处可以安身，到处流浪，很快就把变卖财产所得的钱花光了；任何人都不需要他们的劳动，他们在被迫之下，或以讨饭为生，或是沦为盗贼。 农民越来越穷了，同时那些一向从事羊毛加工和缝制衣服的穷人也越来越穷了。 和羊毛有关的一切业务都落到少数有钱人手里，这些有钱人任意操纵市场，只顾自己的利益，毫不考虑他人的死活。因此，由于少数人的贪得无厌，本来会对国家有利的事却变成对国家有害的事了。希斯拉德说，政府本应制止富人横行霸道，强迫他们恢复农田和村落，让穷人能够回来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和羊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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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可是，政府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祸害的根源，反而用各种严酷的法律手段来对付那些失去诚实劳动的机会而不得不流浪和偷窃的穷人。 希斯拉德虽然指出了政府应当走那条路，但他并不相信任何明智的忠告会使政府依照这条路去走。 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到，国家“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
明智的忠告不能改变这些人对国王的政策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是适合他们的口味和愿望的。国王和他的谋臣们固守着陈规旧俗，对于一切新鲜事物总是表示抗拒。 他们从小就充满偏见，不可能正确地领会哲学家们所讲的道理。和希斯拉德交谈的人建议他去侍奉一个国王，他回答道：“假如我对某一国王作出有益的条陈，彻底清除他灵魂上的毒素，难道你料想不到我会不是马上被撵走就是受到奚落吗？”
这样，希斯拉德便否认了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可能，但是他却没有指出与此相反的革命改造方案。 然而必须指出，他的议论中有一个地方仿佛顺便提到过“被压迫者的起义精神”是“高尚的”精神。莫尔不仅分析了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还探讨了消除这些缺点的局部措施。 通过对一些罪恶的分析，他自认为找到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私有制的统治。《乌托邦》第一部分最后谈论私有制的几页，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逻辑上都是全书的中心点，这几页总结了上述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并成为下面描写理想社会制度的根据。希斯拉德断言，在私有制度下，既谈不到正义，也谈不到社会太平。 在私有制度下，每个人都尽可能把一切攫为己有。 不管社会财富有多少，它总是落入少数人手里；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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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就只有贫穷。 前一种人一般都是凶狠奸诈的人；后一种人则是谦虚纯朴、每天为社会的福利而劳动、不是为自己私利而劳动的人。 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 莫尔认为，一切局限性的改革都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根治社会的疾病。乌托邦的制度正和欧洲各国的制度相反，它是没有私有制的制度。 这样的对比，就其本身来说，在社会政治作品中并不新奇；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古代思想家也都作过这种对比。 但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抱定的任务是具体地说明：怎样在没有私有制的条件下，根据平等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无论这个任务的提出，或是莫尔解决这个任务的方式，都是极需有独创性的，在这方面，他并无前人可资借鉴。乌托邦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统一体。 国家的最高机关——元老院对各个地区生产的一切产品都进行统计，在必要的时候还进行产品的再分配。 乌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共有财产。 国家可以把劳动力从甲地调到乙地。 对外贸易也由国家经营。可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城市。莫尔所说的国家好象是城市联盟一样。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 每个家庭从事一定的手工业生产。 家庭的生产工作受国家官员的监督；家庭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 这样看来，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作坊。 还应该补充说明一点：这种家庭不一定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 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家庭的基本标志不是血统关系，而是经济上的结合。 一个儿童如果不愿意从事这个家庭所担任的那种手工业工作，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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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到别的家庭中去。 这样一来，同一家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能从事一种手工业工作。 一个家庭的规模超过经济上的需要时，国家可以把公民从这一家调到另一家去。不难理解，这种家庭手工业生产组织在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生产组织的真实蓝本无疑是中世纪手工业。 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到了莫尔的时代，这种手工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莫尔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这种手工业制度，不过去掉了它最后新增添的东西。 但是在莫尔这里，资本的破坏作用不是单纯地被消除了，而是被国家的有益领导所代替。 不言而喻，恢复后的手工业制度并不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一模一样，而是按照作者的总的意图理想化了的。 但是透过它的理想化的外形，毕竟还可以看出它的本来面貌。整个乌托邦社会几乎无例外地包括在家庭手工业体系内。 一个公民，只要他同家庭有联系，他便同手工业有关系。每个公民都学习一种手艺，手工业劳动几乎是他一生的基本职业。 在乌托邦，农业不是一种职业，这是莫尔的一个独特见解，也是乌托邦制度中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在乌托邦，农业是很受重视的，但是农业工作是按义务劳动制的原则组织的。 每个人必须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 只有特别爱好农村生活的人，有时可以申请把这两年的期限延长。由此可见，乌托邦是没有真正的乡村的。 乡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到这里做一个时期的工作，期满后又从这里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的基本工作。 全体公民的基本住宅区和各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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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心是城市，城市有它可以用来进行农业工作的固定地区。 这样说来，在近代的第一部社会主义作品中，就已经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虽然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业和农业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整个社会的财产。公民们从公共仓库或公共市场领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后来的各种乌托邦中，我们看到有形形色色的给公民分配产品的形式：有的采用算术平均的原则，有的采用按功付酬的原则，还有的采用按需分配的原则。 莫尔在乌托邦实行的是最后一种形式，这也是最彻底的一种形式。 每个家长需要多少产品，就从社会上领取多少产品，他绝不会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莫尔已经懂得，这种“按需”分配的前提是产品的丰富。 有了丰富的产品就“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他确信，在乌托邦一定会有这样丰富的产品。我们对于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认识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 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而且生产力也随之壮大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完全涌现出来时，——只有这时，才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它的旗帜上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①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的思想，莫尔是没有的。 在莫尔生活的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交，技术进步的意义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还很薄弱。 我们在《乌托邦》这本书里没有看到乌托邦社会的技术基础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 但是莫尔深信，在实行有限的六小时工作日的情形下，能够保证全体公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卷，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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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富裕。莫尔证明，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过这样富裕的生活，是由于乌托邦彻底消灭了寄生现象。 在评论社会寄生现象及其意义方面，莫尔是傅立叶的直接先驱者。 在傅立叶的学说里，我们知道寄生问题占着重要的地位。 毫无疑问，傅立叶在这个问题上是根据十九世纪的情况发展了《乌托邦》的基本论点的。 莫尔把士绅、上层贵族、牧师、仆役、乞丐看做寄生者。他还把一切生产奢侈品的人和妇女列入这一类；他认为，妇女的劳动力不是使用得完全不合理就是完全没有利用。在乌托邦，只有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其他活动的人，而且只有在他们真正担任着公认为有益的工作期间，才得以免除体力劳动。 例如，国家的官员就不从事体力劳动；根据才能被认为适合于做科学工作的青年也免除体力劳动。 如果经过一定的时期，这些青年有负众望，就把他们调回体力工作岗位。 反之，如果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人表现出智力活动的才能，就解除他的体力劳动，让他从事智力劳动去。由于极端缺乏技术进步的思想，要解决所谓“不愉快的”劳动这个问题就非常困难了。 几乎对于所有空想主义者来说，直到十九世纪为止，这个问题都是一块绊脚石。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寻找一批公民，他们正好对这类工作有特殊的兴趣。 例如，傅立叶悦，儿童具有担任这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