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 第23部分

研究都反映了要摧毁古典时代思想的空间图表的新的历史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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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他们仍用词之序来描述物之序，因而他们仍然停留在基本表象体系内。只是在１７９５——１８２５年间的第二阶段，表象才大为削弱了，大卫。李嘉图、Ｇ。居维埃和Ｆ。博普RK分别使劳动、有机结构和词变概念脱离古典思想结构，并把它们的学科重组为全新的话语。

于是真正的决裂发生了。

生产、生命和语言，这些基本知识样式的构建无疑深埋于厚实的考古学层面中，但是，我们还是能在李嘉图的经济学、居维埃的生物学和博普的语文学中探明它们的一些标记。

（一）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中，亚当。斯密开创了经济话语的西方认识型转换中的第一个阶段。古典时代的财富分析依据表象来理解价值，这是由于商品的经济价值本质上与交换体系相联系，而交换又是一个表象体系。物只有为货币所表象，才能进行交换。就货币能表象而言，货币具有自身的价值。

亚当。斯密一开始就把财富观念与劳动观念联系在一起，把事物的使用价值同人们的需求联系起来，把事物的交换价值与劳动生产量联系起来，把劳动看成商品在交换体系中所具有的一个绝对价值尺度。人们通常据此认为，亚当。

斯密把劳动概念引入财富分析，并因此建立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然而，福柯指出，实际上，亚当。斯密并不把劳动发明为一个经济概念，也没有赋予它新的作用，因为他也把劳动当作交换价值的尺度。

且劳动早已出现在坎蒂龙（Ｃａｎｔｉｌｏｎ）

、奎奈（Ｆ。

Ｑｕｅｓｎａｙ）

、孔狄亚克的著作中了。

因此，尽管亚当。斯密把劳动看成商品交换的尺度，但他仍然认为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商品与交换的表象体系相联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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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为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所以，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斯密的财富分析，为尚未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不再是交换，而是生产）指出了实现的可能性。

经济话语的认识型转换中的第二个阶段与大卫。李嘉图密切相联系。他指出，劳动不能作为恒常的尺度，因为劳动受到商品生产的波动的影响，劳动的生产活动本身并非价值的尺度，而是价值的来源。价值不再是平等体系中的一个符号，而是劳动产品。

与亚当。斯密不同，在李嘉图那里，劳动和财富不再相互表象，新的价值理论由此产生。劳动并不表象商品，劳动表象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随历史过程的变化而变化。物具有经济价值，并非因为物能被交易，换取货币，或在交换体系中表象自身的其他商品。物具有价值，乃是因为人们的劳动生产了物。福柯认为，这一基于劳动之上的新价值观对新经济科学来说，产生了三个基本结果。首先，鉴于古典财富分析把经济史仅仅看作事件序列的循环往复（这是因为价值总是相关于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价值的变化总是相关于其他价值的相反变化，而交换体系总是只包括有限数量的相关价值，变化只能是循环的）

，李嘉图则把经济史设想为一个线性的因果系列，因为商品价值是由外在于循环的交换体系的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且这种劳动量本身也依赖于使用的工具、劳动分工体系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量等可获得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本身又由先前的劳动所生产，先前的劳动本身又依赖于先前的生产形式等。

“经济学的存在方式，就其实证性而言，不再与同一和差别的同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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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联系，而是与连续生产的时间相牵涉。“

R　L　　　　其次，有关作为经济角色的人的新想法产生了。由于生产的历史过程创造了经济价值，人因寻求并依赖这些价值而受制于生产力量。

由于他们具有塑成自己所需要或欲求的物之表象的能力，人类在财富分析中的作用也消耗殆尽。现代经济学论及种种导致人们塑成这些表象的因素，如迫使人类劳作的自然的荒芜，以及限制人类生产能力的肉体缺陷和外部威胁。因此，这种看法不同于古典思想，因为古典思想只是要求人充当表象的承担者。而现代经济学则以为，作为有限存在的人正在一个冷漠甚至敌对世界中从事着斗争，因此，现代经济学最终基于人类限定的“人类学”之上，而不是表象的分析之上。第三个结果涉及经济学的新的线性时间与人类限定性的关系。随着人口日益递增和自然资源的日趋匮乏，劳动史就是人类需求不断增加的历史。同时，人类也愈加面对自己的物质局限性，更为强烈地感到自己的限定性的压力，愈来愈接近自己的死亡。针对这一经济现象，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理论说明。李嘉图悲观地认为，经济史的最终结果将是人类在永久的匮乏状态中趋于稳定，因为匮乏主宰着经济活动，匮乏成了经济活动的构成因素，历史预示着不幸。而马克思主义则乐观地认为，当人类限定性渐近于穷苦的极点时，即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人们会产生一种新意识，即他们所处的凄惨境地并非他们的限定性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恰恰是这个命运的异化形式，通过激进的经济和社会转换就能克服异化RM。这无非是表明，在匮乏社会以后会存在一个富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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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柯坚持认为，无论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存在多少差别，他们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同一个考古学结构的基础之上，他们都在同一个新认识型内从事研究。

因此，在反对统治阶级的力量以及为之服务的经济理论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多么革命，它并不代表一个全新的思想形式，并没有超越由李嘉图确立的认识论空间。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正的间断性。阿尔都塞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决裂”仅仅是一个表面差别。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观之间的对立和争议“可能会激起一些波澜、荡起层层表面涟漪：但它们仅仅是孩子们的涉水潭中的风浪”

R　N　　　　。当然，必须注意，福柯认为，他自己对马克思缺乏创造性所作的评价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人们可以假定马克思在有关人类的历史和政治意识内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假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确实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

（二）生物学从１７５年到１７９５年，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自然史领域中。类似财富分析，古典自然史基于表象的体系之上：在这种分类图表中，物种依据同一与差别而得到分类。因此，与政治经济学取代财富分析相对应的是生物学取代自然史，这个过程始于有机结构观念的引入。生命和功能观念对自然存在的规序来说是基本的：表面器官必须相关于那些履行着本质功能的内部器官。既然只有通过先天的参照个体的有机结构，指称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总体性，我们才能对特性分类，那么，分类就不再基于可观察结构因素的命名之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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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Ｂ。德朱西厄、拉马克那里，有机结构仅仅充当确立“特性”的手段，“特性”本身仍然被理解为物种在分类图表中的表象。他们并未对分类原则进行质疑。以与亚当。斯密修正需求或价格的关系相同的方法，他们修正了确立“特性”

（可见结构与同一性标准的关系）的方法。因此，福柯坚持认为，同财富分析中的亚当。斯密一样，拉马克等人在自然史问题上仍然囿于古典认识型内。

古典自然史的真正决裂始于居维埃。恰如李嘉图凭着把劳动置入先于所有交换的生产过程中，认为劳动并非价值的衡量尺度，居维埃则认为“特性”不是分类功能，从而把它置入先于任何分类的生物的有机结构中。居维埃通过既包括深度又包括时间的分析取代了古典分类的静止和表面空间。

我们依据器官所履行的功能就能理解器官的结构，重要的并非动植物属性中的同一与差别，而是它们的器官中的功能相似性。因此，尽管有些器官没有共同的要素，但由于它们具有相似功能，它们就能组织起来。器官成了进行研究和比较的场所。就其非可知觉的、纯粹功能性方面而言，生命为分类提供了外部可能性。

生物分类不再在巨大的秩序中被发现；分类的可能性现在产生于生命的深处。由于功能相关于生物的不可见活动，于是比较解剖学成了一种关键技巧。

正是解剖的使用，才有可能把隐藏在肉体内部的重要器官与位于肉体表面上的次要器官区分开来，这对生物学这门新科学来说至关重要。居维埃的《比较解剖学课程》（１８０年）不仅表明了知觉个体存在的新方法，而且还提供了设想存在物之间“空间”的新途径。在古典分类学中，个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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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能在图表中得到表象。而且，分类图表中的存在物之间的空间是同质均一的。

福柯把“可表象性”

和“存在的连续性”这两个特征称作古典认识型的形而上学向度。而居维埃摧毁的正是这一本体论的和表象的结构，他在有机体内探明了连续性，并确立起不同有机体之间的基本间断性。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普遍的分类图表设想为一系列相近的存在物，因为生命本身把存在物明确区分开来了。

而且，生命概念确立起一个根本不能在图表上加以表象的新连续，这个连续性就是生物与维持生命的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许，在西方文化中，生命第一次逃避了在表象中被设定和分析的一般的存在规律。

结果，生命成了生物学探究的客体，现代生物学成了生命科学。

福柯认为，作为居维埃之后的生物学研究的对象，生命具有时间性、间断性和受制于环境这三个重要特征。

在现代认识型的认识论构型内，福柯逆转了经典生物学史对居维埃和拉马克的传统评估。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居维埃的整个生物观是“固定论的”

，而拉马克则主张“转变论”

，居维埃反对拉马克的物种发展观。从表面看来，居维埃是“反动的”

，拉马克是“革命的”

，可与生物进化论者同日而语。

但在福柯看来，拉马克的“转变论直觉”并非真正的革命思想的预言，因为他仍是古典思想家。表面上，他把生物的发展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增进过程”。但实际上，如同古典发展观，这种观点有别于进化思想。因此，拉马克的观点仍然囿于自然史的古典认识型内。居维埃拒斥拉马克的发展观并没有错，但福柯认为，这是居维埃拒斥古典生物观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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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虽然居维埃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但他的固定论恰恰就是构建生命的历史性的一个方法，因为他认为生物学稳定性的目前的永恒状态受制于使得劳动或生命具有历史性的真正力量。显然，居维埃并非反动思想家，相反，正是居维埃才提供了使得新的生物学话语成为可能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提出了生物学不相容性、与外部因素的关系、生存的条件以及生命力与死亡威胁等观念，从而用自然的“历史”取代自然史。换言之，在古典时代，由于并不存在作为生物学客体的生命概念及其相应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因此，人们不可能提出进化观念、进化思想。

（三）语文学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语言研究中，只不过在时间上较其他领域缓慢，其原因在于语言在古典认识型中的特殊地位。

衡量交换价值或确立起“特性”的新方法等技术进步足以使财富分析或自然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语言科学要经历所发生变化，需要更为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能改变表象在西方文化中的真正存在。

直到１８世纪未，人们才把词变修饰看成一个表象机制。从语法分析到新语文学的转换主要集中于词变（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观念。相应于亚当。斯密和拉马克的工作，语言研究的第一阶段的变化始于Ｗ。乔内与他人对词变的论述：随着表象地位的削弱，语言不再是不变的话语，活生生的变动不居的有机体开始拥有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工作都属于古典认识型。真正引起由普通语法到语文学的决定性飞跃的却是博普。

我们能在居维埃与博普两人的思想之间发现契合点。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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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居维埃把自然存在看成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有机体一样，博普也把语言视作能在其共同拥有的谱系基础上加以分类的活生生形式。恰如居维埃把间断性引入比较分类学一样，博普的语言之历时研究把同样的间断性引入了古典表象的空间，从而语言之间的鸿沟永远不能填补。同历史性被引入生物科学一样，历史性被引入了语言研究。

恰如在居维埃那里，“特性”最终失去了其表象功能，“词”在语言研究中也不例外。词继续表象所指物，但这一表象行动不再构成其本质功能。词首先被理解为语法体系的因素，受制于那些主宰它们的用法的规则，词的表象力量完全产生于它们在这个语法体系中的作用。词具有的存在形式受制于别的某物、外在于表象的某物。鉴于在古典时代，语言因它们展开的表象的不同用法，因它们所处理的不同话语手段而相互区别开来，在始于施莱格尔的现时代，人们凭着参照那些并不归结为话语手段、意味的语法规则，就可以描述具有一个自主的语法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