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候，知识都依赖于权力；若没有知识，权力就不可能被实施，知识也不可能不去引起权力VL。为此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
（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ａｖｏｉｒ）概念，旨在表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倘若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关系，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先假定并同时构成权力关系VM。福柯还反对那种因坚持最终能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关系影响的知识而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的做法。
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的讲演中，福柯指出，很有可能主要的权力机制相关于意识形态生产（教育的、君主制的、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等）
，但其本身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而是知识构成和积累的有效工具的生产：观察方法、记录技术、研究步骤、控制机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权力通过这些精妙机制而得以实施时，权力只能展开、组织并传播一种知识，或者精确地说，并非意识形态产物的知识机构VN。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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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系分析应该依据权力关系如何描述知识领域以及如何产生知识对象，而不是依据谬误或虚幻。
三、知识分子与权力
既然权力与知识关系密切，那么探讨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同知识相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谬误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真理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说，福柯的焦点并不是集中在“什么是真正（科学的）知识？”或者“什么是获得真正知识的途径？”之类的认识论问题上，而是集中在他所说的“真理的体制”上。在福柯从事权力分析的同时，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各种总体性形式并赞同所有“局部的”
、“专门的”和“片断的”形式以及反对现存“真理”的强大运动。
福柯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长期来，“左派”知识分子表达并拥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主人而发言的权利。他们是全世界的代表。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成为每个人的良心和发言人。这个观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恰如无产阶级通过其历史地位的必然性是全人类的代言人一样，知识分子凭其道德、理论和政治选择，以其有意识的、精心策划的形式，渴望成为世界的代言人。例如，伏尔泰、萨特就是这样的“普遍知识分子”。
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不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随着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新模式的确立，知识分子不再扮演“普遍”
、“典范”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角色，而是专注于“专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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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３９２
“局部的”
区域，他们的职业工作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把他们固定在特殊地方（住所、医院、疯人院、实验室、大学、家庭）。
通过这种特殊性，他们确信无疑地获得了较为具体的斗争意识。他们也因此而碰到了专门的、“非普遍的”
、截然不同于无产阶级和大众的种种问题。而且，福柯相信他们开始真正地接近无产阶级，因为这是一件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事情；因为他们经常象无产阶级、农民和大众那样对付相同的敌手，即跨国公司、法律、警察机构和财产投机商等。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对立的“特殊知识分子”
，其代表人物如Ｒ。奥本海默、萨兹。也许正是原子物理学家身上才体现了从普遍知识分子到特殊知识分子的转折。这是因为他们与科学知识和机构保持这一种直接的和局部的关系，因此原子科学家能作出政治介入；但是，由于原子威胁影响着全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因此，他们的话语同时又是全世界的话语。
福柯认为，政治权力追逐着知识分子，不再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一般话语，而是因为他们所支配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知识分子才构成一种政治威胁。
特殊知识分子不再是“有关永恒的狂想诗作者”
，而是有关生与死的策略家WE。如果说“普遍知识分子”产生于法律学家和名人，并具体体现在作家（作为普遍价值的代言人）上面，那么，“特殊知识分子”就产生于相当不同的角色，不是“法律学家—名人”
，而是“专家—学者”
，如护士或工程师、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实验研究人员或社会工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科技革命的开展，近几十年来，特殊知识分子变得愈加重要，但同时，也碰到了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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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面临某些危险：如陷于联合斗争的层面并提出局限于特殊部门的要求；听任控制着这些局部斗争的政党或工会的操纵；最重要的是，因缺乏全局策略或外界援助而无力发动这些斗争；以及不为或者只为极其有限的团体所追随。福柯认为那时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特殊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甚至能说，与其被迫接受的责任性成正比，作为原子科学家、遗传学家、药学家等，特殊知识分子的作用必定变得愈加重要。
福柯相信，重要的在于真理并不外在于权力，或者被剥夺了权力。真理具有自己的世界：真理生产通过多重约束。真理招致了权力的有规则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真理体制，“真理的普遍政治学”
：即它包含并使之起真的作用的话语类型；使人们把真假陈述区分开来的批判和实例，每个陈述得到支持的方法；为获取真理而提供的技巧和步骤；有关那些被授权说出真的一切的人们的地位。例如，在西方社会，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真理”具体体现在科学话语的形式和产生真理的机构中；“真理”
受制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社会贯穿着“求真意志”
；真理的话语并不是秘密，而是广为散播的；真理在少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机构（大学、军队、写作、宣传工具）的控制下得到生产和传播；真理是一个引起政治争论的问题，是社会对抗的场所WF。在福柯看来，现在在知识分子身上必须加以承认的并非“普遍价值的代言人”
，而是与真理机构的普遍作用相关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三重特殊性：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特殊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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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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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与他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条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相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真理的政治的特殊性。
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特定斗争”能影响“真”陈述借以在一个社会里被权力机制生产出来的方法。对知识分子来说，基本的政治作用并不是批判科学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或弄清他们的科学实践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认识到确立起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学是可能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
，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一切，而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机构秩序。问题并不是把真理从每个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真理本身早已是权力）
，而是使真理的权力偏离它目前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形式。
因此，很有必要依据“真理”和“权力”
（而非“科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WG。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４日与德勒泽的对话中，福柯就描述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命运。每当事实变得不容置疑时，每当只允许说皇帝的新装漂亮时，知识分子就会遭到排斥和迫害。以那些被封住口不准说出真理的人们的名义，知识分子却要向那些仍需弄明白真理的人们谈真理：知识分子是良心、意识和雄辩WH。紧接着，福柯指出，在“五月风暴”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他们很有知识，没有幻觉；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能确实地表达自己。然而，有一种权力制度却阻碍、禁止并消弱这种群众知识，它不仅存在于明显的审查权中，而且难以捉摸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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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本身就是这一权力体系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表达集体性的僵化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前列或旁观，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种种把他们转变成“知识”
、“意识”
和“话语”
等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的权力形式WI。在发表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解放报》上的会谈中，福柯又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塑造工人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存在）
，而是允许这种意识进入信息系统（而非生产系统）
，并参与流通。在镜子作为透射工具的含义上，知识分子象镜子那样起作用。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部分地相关于工人的知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理论并不表达、说明或用来应用于实践，理论就是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符合的可能性。
而福柯把历史事件区分为三个特殊秩序：话语、社会和机构实践以及具体体现在社会领域内的种种影响，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符合的关系，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原则。
福柯同意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是一个局部的和地区的并非总体化的实践。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揭露和摧毁最为隐蔽和阴险的权力。德勒泽回答说，正是这样，理论确实象个工具箱，为了任何有用的目的而随意使用工具。与权力正好相反，理论并不总体化，理论本质上反对权力，理论是一个增殖工具，并且也使自身增殖WJ。福柯后来在《权力和策略》中，也采纳了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箱”意味着：首先，被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工具，并相关于权力关系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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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逻辑和权力关系周围的斗争的逻辑。其次，只有在对特定境遇进行反思（它的某些方面必然是历史的）
的基础上，才能一步步贯彻这种研究。
W K 在《肉体权力》中，福柯指出，知C识分子不再起顾问的作用。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分析工具，在目前，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作用WL。在《牢房的折磨》中，福柯进一步认为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工具箱。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那就使用一个句子、一个想法、一种分析，作为一个旋凿或一个扳钳，以便摧毁、消弱和破坏权力体系。而在《关于工具箱：Ｍ。福柯》中，福柯把自己描述为“工具的销售者，处方的提供者，症状的记录者、计划的制作者和测量员以及武器的制造者。”
W M还是回到两种知识分子的话题，看一看萨特和福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具有什么观点。二战后几年内（１９４——１９４７年）
，人们普遍期望社会进步和革命，期望民主重建和复兴。
在法国，以萨特、梅洛—庞蒂和西蒙。德。波伏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此抱乐观态度，并且充分确信自己能对社会自由的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在塑造西方社会的政治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４０年代中叶，萨特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在１９４７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收集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是１８世纪含义上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即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依据二战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和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萨特重新考虑了写作的本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知识分子为战争所吞没，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哲学和美学的真空中写作和思考，而是要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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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成行动，这样的知识分子算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世界”
，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术语作出了论证：写作是一种行动，行动揭示了存在。
萨特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只与某些阶级集团打成一片，站在这些集团的立场上来审视和把握种种问题，如巴尔扎克代表君主主义，福娄拜代表资本主义，左拉代表民主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则捍卫一切利益。萨特对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解符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
作家是全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自由和价值的伟大代表。
介入政治事件的作家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实事求是地估价听众，估价那些理解力较差的集团（工人、农民、基督徒等）
，以便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寻求影响实际读者的途径和大众媒介，要把分散的、志向不同的听众转变成公众、读者、听众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作为公众，听众才能从被动和孤立转变成主动和团体的政治有生力量。最后，把精神共同体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作家创造了公众，知识分子塑造了革命大众，观念塑造了现实，这就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基本假定。从萨特用来谈论他与公众的关系的短语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力：“知识分子牵着读者的手，直到他们能看见为止”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
、“让我们教会他们”
、“让我们引导他们”等等。
萨特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所有个体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实际上是自由的。其次，他没有从认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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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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