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摧毁了结构主义固持的总体阅读和描述的共时性神话。
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二元区分有碍于人们对文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在许多场合用游戏和实践概念来取代结构概念，把文本及其意义看作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运动过程。
德勒泽和Ｆ。葛达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１９７２年）以及Ｐ。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１９７３年）
都表明结构主义无法提供对历史文化的政治说明，忽视体系的历时性，忽视有欲望的、实践着的社会主体。于是，在６０年代中期，随着批评意见的不断提出，结构主义内部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通过从特殊角度解读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后结构主义复兴了实践、主体性、历史行动、动态发展等问题，认为主体不再是古老的先验意识主体，而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媒介的欲望主体。德勒泽的欲望哲学导源于尼采并以推翻柏拉图主义为已任，他把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特征的欲望观念与具有匮乏、痛苦特征的柏拉图和基督教式的欲望观念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结构主义结束了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后结构主义则终止了结构主义的潜在的形式化倾向。
当然后一次转变没有前一次那样剧烈、彻底，而是一次内部调整。
“五月风暴”
又加速和促进了这次内部调整。
１９６８年５月发生的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成为战后法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定但又缤彩纷呈的一个月。
１９６４—６５年，法国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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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１
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１９６７年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衰退，失业问题严重，物价飞涨，财政赤字惊人，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事件是６８年３月２２日从巴黎大学在农泰尔市郊新建的一所设备简陋的分校中的大学生骚乱开始的，５月３日蔓延到塞纳河左岸的整个巴黎大学。学生们的不满情绪由来已入，许多人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忧虑，对今后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过分拥挤的学习环境和严厉的的考试制度完全成了不满情绪冲击的合理靶子。但是，这个事件的广泛性和破坏性却出乎人们的意料。
５月１６日，工人也加入了学校的反抗队伍，工人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由于学生与工人的紧密合作，罢工运动甚为高涨。
５月２４日起，起初置身于运动之外的广大农民也开始进行示威，全国陷于一片瘫痪之中，政府的权威业已崩溃。
戴高乐的“５月３０日声明”
是一个转折点，到６月初，整个事件基本上平息下来了。由于在整个过程中多种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因此，很难判定这种运动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五月风暴”实质上是法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的喷发，是对法国统治阶级的有力打击，否则，一项削弱教育部权力并使中等学校体制民主化和合理化的教改法案很难在１０月１１日成为法律，也无法打破政府官僚统治对教育的压制。诚如Ｐ。
ＰＨ。
德鲁厄特认为，“五月风暴”和其他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的结果是：拒斥空洞无物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拒斥“权力”
、“统治”和“压迫”。这也是以后的思想努力追求并加以实现的目标。
列维—斯特劳斯深有感触地指出，“在法国，你知道结构主义不再流行。
自从１９６８年５月以来，所有客观性都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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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了。年轻人的立场比较符合萨特的立场。“
“五月风暴”可谓是“新左派”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付诸于行的典范，在事件期间及以后的与人会谈中，萨特惊奇地发现，学生们自发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然而，事件平息以后，许多“新左派”分子突然间从极左转到极右，进而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蜕变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理性是权力的基础，极权主义建立在理性的言论基础上。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观点、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主义以及霍克海默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又都助长了这种反理性主义。形势迫使哲学家们对权力进行反思。
从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起，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主宰着法国哲学界，其代表人物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里达和福柯。
尤其是利奥塔于１９７９年出版了《后现代状况》一书，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步入法国哲学的殿堂。
在这部书中，利奥塔对后现代现象进一步作了理论发挥和精辟分析。他于１９８８年还出版了新作《非人类：时间漫谈》，在书中他考察了康德、海德格尔、阿多诺和德里达等人的哲学思想，并依据时间和记忆探讨了现代性、进步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的进程。后现代主义与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其理论特征是反对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元论、总体化、中心化、确定性和同一性，崇尚思维模式的多元化、局部化、非中心化、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近年来，法国哲学的发展将不会偏离这一思想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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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１
第二节 福柯思想的心路历程
一、思想渊源福柯一生著述浩繁，涉猎广泛。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医学、刑罚学、伦理学等，虽不能说他对人类整个思想领域都作鸟瞰式的描摹，但我们心目所及，已是膏腴千里，一望无垠了。他重点论述了癫狂与理性、医学知识的发展的可能性条件、人文科学的探源、权力—知识关系以及伦理主体性等问题。因此，福柯所受的思想影响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国家、某种哲学。
（一）德国人本主义简单说来，福柯哲学产生于德国人本主义（尼采和海德格尔）
与法国科学主义（巴歇拉尔和康吉汉）
的双重变奏。
福柯自己作过这样的声明：“海德格尔对我来说一直是基本的哲学家。我对海德格尔的读解决定了我的整个哲学发展。但是我承认尼采最终占主导地位”。
以至于人们能谈论他的“基本的尼采主义”
：“我简单地就是尼采，我设法并且能够在大量地方得到尼采文本的帮助——而且还得到反尼采论题（都是同一个尼采！）的帮助——去弄明白此地或彼地能够做些什么。
我并不寻求别的什么，但我谨慎小心地探寻尼采。“
③这表明福柯似乎是一位激进的尼采主义者，有人甚至称他为“法国的尼采”。
然而，在与Ｇ。劳来特的对话中，福柯并不承认自己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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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采主义者④。福柯在１９５３年偶然地从知识史探究的角度读到了尼采，的确，福柯是于１９５３年暑假在意大利的契维塔韦基亚海滨开始阅读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
但他认为毫无理由相信存在着单一的尼采主义。
福柯作了有关尼采的讲演，但很少撰写有关尼采的著述。他认为自己对尼采表示唯一过高敬意的是《性史》卷一《知识意志》（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１：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ｄｅｓａｖｏｉｒ）
，该书的主要问题是自我与其自身的关系以及真理讲述的关系。他承认自己与尼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尼采１８０年左右探讨真理问题、真理史和求真意志等问题上。使福柯感到奇怪的是，萨特学生时代写就的《真理史》也是尼采式的。
但萨特的方法是把真理史变为现象学，而福柯这一代人则是把现象学转变成真理史。
尼采的踪迹随时在福柯著作中隐现。
在《瞧！
这个人》中，尼采坦白承认自己不是普通人，而是炸药，是根本的破坏者。
同样，在谈到写作的困难时，福柯也希望自己的著作是各种解剖刀、燃烧瓶、布雷场，或者那种类似爆竹燃烧后会爆炸的东西。确实，不破旧无以立新。尼采认为，悲剧因素是思想和体验的一种失落的维度。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要求人们返回古希腊的悲剧眼光，但从苏格拉底以来，这种眼光屈从于哲学的理性化意志和系统化了，人们认为思想运用因果律能了解存在的一切，思想不仅能认识存在，而且还能改造存在。
这一思想引起了福柯的共鸣。福柯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关于癫狂之类现象的体验的悲剧维度为批判和道德维度所替代。包括癫狂在内的他者（ｌ‘Ａｕｔｒｅ）从思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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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１
析、合理性、社会和文学作品中排除出去。同尼采一样，福柯也要求人们找回失落了的癫狂的悲剧维度，返回悲剧因素。
这一思想不仅是尼采作品和生活的主题，而且还具体体现在Ｆ。戈雅、萨德、Ｇ。德。内浮尔、Ａ。阿尔托和荷尔德林之类艺术家的作品和生活中。
在《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自从古希腊哲学（甚至始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以来的哲学史描述为“在”之遗忘安，指责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们集中注视的是“在者”
，而不是“在”。同样，对尼采来说，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史是悲剧因素的遗忘史。同他们两人一样，福柯的《癫狂与非理性》（Ｆｏｌｉｅ
ｅｔ
ｄｅｒａｉｓｏｎ）
肇因于癫狂的悲剧维度的失落史。
“愚人船”这章如同在文艺复兴中所设想的，被描述为癫狂之悲剧维度的美术象征。虽然，同尼采一样，福柯把悲剧因素当作人类体验的失落了的维度，并呈现知识的形式，虽然他们都把悲剧因素与世界的存在知识联系起来，但对尼采来说，返回悲剧因素就是返回日神和酒神的联姻（酒神在其中占优势，成为日神神话的梦幻世界的形而上学基础）
，但对福柯来说，悲剧因素并不必然地与古希腊悲剧相联系，而是随着认识型（éｐｉｓｔéｍｅｓ）的变化而变化。
Ｊ。雷切曼在《福柯与现代主义的终结》中，认为首先由尼采例示的违犯的语言体现了对现时代认识型进行违犯的可能性。违犯的语言能颠覆现时代的整个认识型，这个想法是《癫狂与非理性》、《词与物》（Ｌｅｓｍｏｔｓ
ｅｔ
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和《违犯的序言》（Ｐｒéｆａｃｅàｌａ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ｉｏｎ）等福柯著述所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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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对福柯影响很大，它不仅明确地体现在福柯的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中，而且还间接地反映在福柯有关权力—知识的论述中。尼采认为，所有知识和思想形式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漫游者扎拉图斯特拉的谈话反对求真意志，颂扬权力意志，而权力谱系学则是继知识考古学以后福柯思想的又一重大内容。
福柯认可了尼采所起的先验作用：“今日我偏向于对尼采保持沉默……如果我想要自命不凡。那么我就将对我所从事的一切冠以‘道德谱系学’这个一般标题。我们应该说，正是尼采才把权力关系详细说明为哲学话语的一般焦点——而马克思则把生产关系当作这种焦点。
尼采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更能思考权力，而不至于为了这样思考而把自身囿于政治政府内……尼采在当代的出场愈加重要。但我讨厌人们研究尼采只是为了产生一种对马拉美（Ｓ。
Ｍａｌａｒｍé）
和黑格尔所作的评论。对我来说，我喜爱随心所欲地利用作家们。对尼采思想之类人类思想的唯一有效的贡献恰恰是使用它、使它变形、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们说我对尼采忠或不忠，那么这绝对毫无趣味。“
⑤这不仅肯定了尼采在使权力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表明了福柯自己读解尼采的方法和我行我素、坚定不移的治学风格。
在《违犯之序》中，尼采指出，为了让我们从辩证法和人类学的混沌的沉睡中醒过来，我们需要尼采的悲剧形象、酒神形象、上帝之死的形象、哲学家锤子的形象、超人平和地临近的形象、同一之返回的形象。
在《词与物》中，福柯对尼采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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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１
作为期限又作为任务的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当代哲学从这个开端出发就能重新开始思考；无疑，尼采将长期在它的逐渐发展中凸现出来。“
⑥
在撒手人寰的前夕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福柯承认海德格尔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位基本的思想家，并且描述了他人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前后和主次影响。他首先阅读的是黑格尔，接着是马克思；在１９５１或１９５２年他开始读解海德格尔。
可能在１９５３或１９５２年阅读了尼采。
当他阅读海德格尔时，还作了大量注解，认为这些注解比他阅读黑格尔或马克思时所作的注解要重要得多。虽然他对海德格尔的读解决定了他的整个哲学的发展，但他对海德格尔的认识不足，对《在与时间》及其他著述知之不多。因此，福柯认为尼采的影响占了上风，因为他对尼采的了解胜于对海德格尔的认识。虽说如此，海德格尔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大致讲来，倘若他不曾读解海德格尔，他也就不会阅读尼采。
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尼采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
他在５０年代早期设法读解尼采，但尼采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然而，尼采—海德格尔联姻却是一个哲学震荡，这两人是福柯阅读得最多的。
福柯的话初听起来着实令人吃惊。因为他的著作很少提到海德格尔的名字。
不仅如此，而且就风格、词汇、方法、论题和问题而言，他们两人间的歧异十分醒目。例如，疯人院、诊所、精神病学、监狱体系、性征、肉体、惩戒体系等福柯所注目的论题是海德格尔所缺乏和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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