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说的是：不要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事情。我信守这一准则——这是平常观察得出的结论。”
他笑了，“我知道莉齐曾经怀孕，可我从没把这跟你联系在一起。”
“没有道理嘛。”
“那查理·劳瑞·布莱斯又是谁呢？”
“19世纪中期的一个社会改革家，他创立了儿童援助社团来帮助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儿。社团赞助‘孤儿专列’把250000个孤儿送往西部。”
“他认识达尔文吗？”
“认识，达尔文很欣赏他的著作——《危险阶层》。1872年夏天，他邀请布莱斯夫妇到农庄做客。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为朋友了。”
贝丝又递过来3三份文件，一份是旧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母亲是伊丽莎白·达尔文，而父亲那一栏是不详。第二份是收养文件，上面还有莉齐歪歪扭扭的签名。最后一份是一个社团成员写给布莱斯的信。这个成员于1872年9月跟随“孤儿专列”把68个流浪儿从纽约护送到中西部。
“听到这个消息，您一定很高兴。根据您安排的收养协定，我今天已经顺利地在底特律把婴儿艾玛交给了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家庭。她的新父母给她改名叫‘菲丽帕’。”信的作者继续描述那份“看到这么多孤儿已被安置于新家庭的关怀之中的喜悦之情”。她写道：
尽管他们状态不怎么好，还是被收留了。在乘汽船从布法罗横渡伊利湖时，他们都晕了船。甲板上还有许多动物粪便，接着又得忍受乘火车到底特律去的漫长旅程。“他们真是受了不少罪。每到一处，”，她接着说，“每个家庭都聚到教堂里和会议厅里，孩子们围成一圈供他们挑选。一些未来的父母被孩子们的凄苦状况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另一些则更为实际，麻木不仁，他们要么捏捏孩子的肌肉，要么就张开孩子的嘴巴检查牙齿。到目前为止，只有12个像样点的孩子被收留了。”
休把这些文件递还给贝丝。
“父亲是谁，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我甚至不清楚莉齐的父母知不知道这件事。”
“哦，他们肯定知道，至少他母亲知道——我从一封记录她母亲对莉齐毫无来由的责骂的信中找到些蛛丝马迹。”
贝丝被吸引住了。“你从哪儿找到这些资料的？”
“主要是靠运气，那封信在她的一本书里。你看到的那本日记我是在达尔文的老出版室里找到的。你注意到没有，她把它藏起来了。”
“没错，并且我想她对她父亲的事情是有所察觉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她具体在怀疑些什么。”
休注意到她故意用了“我们”这个字眼。“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在图书馆？”
“调查——像你一样，尽我所能，找出关于莉齐的一切。”
“同时你也收到了存在律师所那儿的材料，对吗？你收到了没有？”
“还没有。我去过伦敦的事务所。但我必须出示能证明我身份的一切证件。这可多费劲啊。这些英国律师可真是些麻烦鬼。他们说我不久后会拿到的，你想看看吗？”
“当然。”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
“我们俩，我们会一起工作吗？我们是搭档吗？”
“怎么样，那你觉得呢？”
“当然。”
“好吧，我们现在是搭档了。”
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休都有点赶不上趟了。他发现竞争结束了，他也松了口气。在这次冒险中，有个人作个伴真是不错——而且谁能比贝丝更合适呢？她可是达尔文的血亲。他还注意到遗产中的那些文件，它们也许能揭开有关达尔文的一些秘密。
“我有个想法，”贝丝突然说。“你注意到没有，日记本上有个圈起来的编号‘1’。”
“没错。”
“除非还有个‘2’，否则干嘛要写上‘1’呢？”
“你是说还有另外一本日记？”
“是的。”
“如果它不是在出版室的话，那它就可能藏在图书馆里那大堆的收藏品里吧。”
他用胳膊揽住她，“你真聪明。”
她拿出那本出生证明，淘气地笑笑。“我只不过是偶尔想起罢了。”
那天晚上，碍于隔壁的艾丽丝，他们静悄悄地做了爱。但这种刻意的压制只会加倍增添激情。
第二天早上，在手稿收藏室里，罗兰哈欠连连，好像一夜未眠似的。休和他走到一起。
“我看你已经着魔了，”他说，“我早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休说，“一块儿喝杯茶吧。”
在食堂里，他们开始询问关于达尔文收藏的一些事情。像往常一样，罗兰就是个消息源。
“他的妻子艾玛死于19世纪末。他们的儿子弗朗西斯对家族的遗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资料。伊达·法罗尔嫁给了达尔文最小最弱的儿子霍勒斯，一直保管着家族的信件。1942年，这批无主的财富被遗赠给了图书馆。”
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罗兰，能帮我个忙吗？”
“伙计，从咱们认识以来，我就一直在帮你的忙。”
“我能看看那些材料吗？让我到书架那儿看看吧。”
“你是说远远看看，还是仔细翻阅？”
“第二种。”
“你开什么玩笑呢。”
“不是玩笑。”
“但你知道，这是极度违规的，那里是禁地。我会被解雇的，而且另一个值班的馆长会发现你的。”
“让贝丝去缠住他就不会了。”
贝丝朝罗兰笑了笑。
“天哪，天哪，”他说，“你们两个就爱违规破戒，不是吗？”
10分钟后，当手稿室没人时，贝丝找另一个馆长办事去了。而他们两个躬着腰，罗兰领着休从柜台后溜到一扇蓝门前，偷偷拿了张卡，然后他们就进去了。除了空调的嗡嗡声外，四周静悄悄的。他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架，上面堆着几小堆手稿，一些小纸条从书页里垂下来，以方便读者重复查阅。他们向右转，穿过一排排金属书架，直到来到房间最里面的第20架，这是西稿件区，他们一直走下去，直到看见137号。
“给你，”罗兰说，“不管你动了什么，一定要照原样放回原处。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主管会回来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听到另一个馆长的声音，马上躲起来！”
休看了看过道。每条过道划分成10个区，每个区有5个书架。大概有130英尺长。有3条过道是存放达尔文的资料的。资料大部分装在棕色和蓝色的盒子里，有些贴了标签：来自家族，来自唐豪斯，来自植物学研究。
他从“家族”一项开始，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盒子，放在过道上。大部分资料都装在暗褐色的信封里，还有成捆的信件，他都粗略翻看了一下。20分钟后，他来到一个大盒子前，上面写着“账目”。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分类账目，账单和账簿，有些还是达尔文亲手写的。在盒子底部，他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一本小账簿，封面上有个圈起来的数字“2”。他打开本子，用手捻到最后，有莉齐写的东西！
他发现封皮上粘着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个编号：DA/acct3566。他记了下来，把账簿放回盒子里，又把盒子放回书架，然后他静悄悄地走回蓝门，轻轻打开它，朝外望了望有没有危险，然后回到了阅览室。没人发现他。
他填了一张索书表交给罗兰。
“中间的通道，四分之三处，右边。”他平静地说。
第十七章
1871年6月10日
将近6年不写日记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快和失望的6年啊！）现在又重新拾起来，还真有些奇怪呢。我本不必再这么做，尤其是放弃了这么久后，但强烈的感情就像旋风一样猛烈地席卷我的心灵。痛苦与快乐并存，使我备受折磨。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承载不了这么多了，它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而我则不堪重负，摔倒在地，让所有人猜想：这个可怜的少女怎么了？是什么让她在如花的年龄就此凋谢了？我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要袒露心扉，把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和欲念都说出来，那么就可以如释重负了。但是，天哪，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我的倾听者，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吐秘密的人。
我恋爱了。天啊，我陷入情网了。我满脑子都是他，整天都想跟他单独相处，梦里也尽是他的身影。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看到他矫捷的身影，英俊的面容，还有那双充满柔情的棕色眼眸。我能听得到他温柔低沉的声音，感觉到他在看着我。这一切让我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我多想终其一生，陪他白头到老，而他好像并不知道我已为他神魂颠倒。
啊！——我都说出来了，把我的秘密付诸笔端了。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在日记里，我也得小心翼翼，不敢写出他的名字，更不敢透露他的身份。命运把我们聚在了一起，就像盖茨凯尔夫人的小说中的恋人一样，我多想写下他的名字，哪怕只是首字母也好啊，这样我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玩味，可是我不敢，唯恐落到什么人手里去了。我就叫他X吧。甜心X，最最亲爱的X，我全身心地爱着你。这些措辞看起来多么老套——噢，比起心中的热望与激情，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
不再写了，这么做只会让我心情更加憋闷。我袒露了自己的心扉，这么做了。
但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1871年6月12日
我的生活，我是指表面上的，还像我上次合上日记时那么平淡无奈，没有变化。我现在22岁了。气象室里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和菲茨洛伊那令人恐怖的死亡对我影响至深。我总觉得这事我也难辞其咎，我们的面谈伤了他。为此，我的健康急速下滑，我垮掉了。几个星期来接连不断地痉挛，我食欲全无，瘦弱苍白，连紧身胸衣也不需要了（虽然我并不想出去逛，绝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我也不再去教堂了，成了个无神论者。这让妈妈甚为苦恼，她不停地催我去参加礼拜，又为我祈祷，希望我能追随“上帝的恩典”。我第一次为拒绝坚信礼而跟她发生争吵时，她气得掉下泪来，她让我说出缘由，而我忘乎所以，大声嚷嚷，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不要洗礼，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当时被我吓得哑口无言，急转身回房大哭去了，我想她觉得我们家现在出了两个无神论者，另一个当然就是爸爸了。
我从没向她吐露我向无神论的转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爸爸的感觉。我总怀疑在《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也许就在大火之夜——这个想法使我坚信他因做了什么错事而内疚，那种感觉使他脾气古怪，也越来越痛苦。当看到爸爸对菲茨洛伊之死的反应时，我的疑虑更加深了；他似乎不觉得伤心，而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葬礼一结束我就看到赫胥黎先生拍了拍他的背，并偷听到赫胥黎说：“好的，整个悲剧告一段落了，我也不用再付薪水给那个气象员了。”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残忍的一句话。
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说话。查普曼医生说我是“精神疲劳”。于是我被送往欧洲大陆，希望换个环境能有助于我的康复，因为那时我已经病得很重了。自然，就像我以前提到的，我不能说出我病倒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开始怀疑爸爸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么一个人。我去了德国，住在巴登—巴登。那里清新的山谷之气和辅以治疗的山泉水使我的心渐渐地恢复了宁静。我在那儿呆了将近3个月，直到乔治来把我接回唐豪斯，大家为我的回家而欢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洛最为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我也装作一副享受的样子。在国外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并且告诉了我的家人：我要重新开始，不再用莉齐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贝西。他们对此有些困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我的决定。佣人们是最先叫我的新名字的，然后是妈妈和我的兄弟们，最后是艾蒂和爸爸。
1871年6月15日
爸爸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他一直在用约翰·查普曼的冰敷疗法；他一天几次把冷水袋扎起来放到脊背下部，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响。他看起来那么滑稽可笑，像只大笨熊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不就躺在床上哼哼，那疗法也没起什么作用。
爸爸的病情不会成为社会的耻辱。因为近几年来，他不仅不再是社会的弃儿，而且成了大众崇拜的对象。他声名鹊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现在叫进化论）已经被人们接受。最明显的变化是来自教会的攻击也逐渐减弱。一年前牛津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邮递员每天都给他送来一摞摞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总之，他现在成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人所敬重。也许是因为他已经62岁，德高望重，又或许他和他的圈子为了宣传他的学说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反正他已经成了国家的知名人士了。
为了传播他的学说，他的做法很聪明。他从来不和对手直接对抗，而是采取迂回战术，自己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先来消除敌意，而后发动同盟团去说服对方。他措辞灵活，比如，他经常打个比方来化解争辩。如果有对手嘲笑他居然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猴子，他会坚决否认，说他只不过认为人类和猴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他会解释何为“生命之树”。他是这样描述的，最简单的生物位于最底层，而最复杂的动物位于最高层。物种不断变化，形成不同分支，差异最大的离得最远，就这样，他理论的精华直击问题的要害。
《物种起源》很快就出了第六版，这让约翰·默里着实高兴了一下。这本书差不多已经被译成了欧洲所有的语种。但爸爸对法语版的译文不太满意，他觉得那里面把他和拉马克（法国博物学家，1744…1829）拉得太近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写他的“人之书”——《人类的起源》。这本书终于在上个月出版了。书中把人与动物间的进化链分析得更清晰，这是他以前不敢做的。艾蒂帮他校订手稿，在页边空白处写上她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她的修改让结论变得含蓄，也删减了不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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