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和道德规范等。梅奥指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有重大差别。在正式组织中，以效率逻辑为其行为规范；而在非正式组织中，则以感情逻辑为其行为规范。如果管理人员只是根据效率逻辑来管理，而忽略工人的感情逻辑，必然会引起冲突，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目标的实现。
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
…………在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中，居于首位的因素是工人的满意度，而生产条件、工资报酬只是第二位的。
…………人际关系学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工作上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到人的因素上来，不仅在理论上对古典管理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开辟了管理研究的新理论，还为现代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人、财、物是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而人力又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因素。即便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最完备的物质资料，没有了人的准确而全力的投入，所有的一切将毫无意义。对于人的有效管理不仅是高效利用现有物质资源的前提，而且是一切创新的最基本条件。
…………但是人的创造性是有条件的，是以其能动性为前提的。硬性而机械式的管理，只能抹煞其才能。“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是有生产力的员工”。因此，企业的管理者既要做到令股东满意、顾客满意，更要做到令员工满意。在管理过程中为了满足员工的社会需求，可以加强员工参与管理的程度，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关注，增加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将他们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尊重人才尤为重要。要想盘活存量资产，首先要盘活现有人力资源。因为只有“活”的人才能激活“死”的资产。
…………２、有效沟通是管理中的艺术方法
…………管理是讲究艺术的，对人的管理更是如此。那种高谈阔论，教训下属，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已不适用了。早在霍桑访谈试验中，梅奥已注意到亲善的沟通方式，不仅可以了解到员工的需求，更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员工更加自愿地努力工作。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具有成熟智慧的管理者会认为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表现自己渊博的知识更重要。适时地赞誉别人也是管理中极为有效的手段。采用“与人为善“的管理方式，不仅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工作气氛，而且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使其能继续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
…………３、企业文化──寻求效率逻辑与感情逻辑动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发现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是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员工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一员，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集体中其他个体的影响。怎样消除非正式组织施加于员工身上的负面影响也是当代管理者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只有个人、集体、企业三方的利益保持均衡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创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是协调好组织内部各利益群体关系，发挥组织协同效应和增加企业凝聚力最有效的途径。
李敖：我的口才比我的文章更动人
被称为“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斗士”的著名作家李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深究典籍，学富五车；他博览群书，才高八斗。屡遭劫难的人生经历不仅未能磨掉他身上的一棱一角，反而将其砥砺得更加刚劲、锋芒。人们知道他抨击台湾时政的英雄业绩；人们欣赏他论战文化、讥刺市井百态的犀利笔锋；人们更佩服他那自成风格的大文豪气质……但却鲜有人知，作为大作家的李敖其口才甚或远过于他那令人惊叹的“笔才”。他在其《李敖回忆录》中极为遗憾地告诉人们：“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迅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
一、一副傲骨一腔傲气，出言吐语明快洒脱
曾在军队、监狱里被“残”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变得“更坚强、更壮大”的李敖，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称颂的铮铮傲骨和傲气，这傲骨、傲气伴之以耿直、坦诚的个性使其出言吐语总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他曾向新闻媒体坦率陈言：“我有权力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因而，无论是其演讲或报告，抑或是答记者问或与友人交谈，李敖从不掩饰内心深处的世界。口中所说正是心中所想，其用语干净利落之至，其吐言明快洒脱之极，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笑傲江湖”之气。
“很简单，他们可以开展一个‘学习李敖运动’，学习我李敖的骨气，以及李敖的博大精深。”——李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走一条“得君行道”的老路。他们没有骨气，滑头之至，对很多社会畸形现象不敢批评可又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做秀。李敖这“不惭”之“大言”，给予我们的，除其那么一点“狂妄”之外，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其对台湾某些知识分子“软骨”“媚上”之况的一种“愤世疾俗”之情。
“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李敖常自诩自己是“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生在当今的台湾是“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以致使自己“东海布道”竟也“布得天怒人怨”。因此，当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之时，他这般答道，言虽约而义丰，语虽简而意赅，令听者真切地感到其“生不逢时”“人不合地”的既壮且悲的心志。
“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李敖胸藏锦绣，其如椽之巨笔挥就了自成风格的华美文章。有记者曾这样问他：“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他这样告诉了记者。当我们捧读他那令人醍醐灌顶的锦绣文章，目睹他以其言行举止而搅得台湾波起浪伏之时，真正以为这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出的狂言妄语的又有几人呢？
二、满腹经纶满腔豪情，出言吐语气势夺人
古人有言：“文非气不立。”其实，对于言说，则更应讲究“气”。言之纤细，语之柔弱，气之软沓，音之浑浊的言说，无论其内容是多么丰富，见解是多么新颖，思想是多么深刻，都是极难抑住听者注意力从而达到言说目的的。而这种“气”又绝非是言说者歇斯底里的高叫猛喊所能“壮美”得了的，它无疑是言说者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中积蓄而成的，是言说者思想情感、气质才学的“集大成者”。惟其如此，方能“吟咏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
李敖是公认的史学家和文章大家。他经纶满腹，诗书溢胸，才华贯身，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长期研究以及于上下古今的潜心思索，使他有了与“世俗”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有记者问到其对中国文学有何看法时，我们便听到了他发自心底深处的悲愤激越之声——
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
在这段答记者问中，李敖直视中国台湾的文学现状和五千年中国文学的“悲惨命运”，怀着一种以额叩关，以躯破隘的斗士精神，对“一缠再缠”中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斥责，抒发出了一种对中国文学的“繁琐与悲哀”的悲愤之情。短短一段话中，其排比与反复辞格的运用竟达15个之多。这种句式结构整齐，词句回环往复，语意层层推进的辞格之运用，使其言说形成一种“金戈铁马”般的雄劲阳罡之“气”和波迭浪涌的汤汤磅礴之“势”，催人猛醒，令人奋进。
这种挟“气”带“势”的言说，不仅出现在李敖的公众言论中，即或是在私下的交际场合里，我们也能时时感到这种“气势”的逼人而来。
1963年，李敖曾邀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写一点揭露台湾教会内幕的文章。方豪初时执意不肯。李敖的“思想工作”便这样开了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又怎么可以不说？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朽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在这段“劝说语”中，李敖不仅接连运用“排比兼反复”这种修辞方法，而且还辅之以一种比直接表明思想更鲜明有力、感情抒发更强烈、对听者启发更大的“反问”句式，从而使其言说有如关东大汉执铁板、击节而“歌”出的“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之声，令听者心扉訇然而开。
三、心智敏锐思维迅捷，出言吐语机巧犀利
才华横溢的李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推销”自己的口才：“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并很为自己有一张“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而自傲。他说：“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的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90年代初，李敖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其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而成的电视谈话性节目“李敖笑傲江湖”风靡台湾。他的演讲也因“得利”于其敢说敢“骂”且会说会“骂”而常使演讲现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听众中，除其慕名而至以睹李敖“芳颜”，以闻李敖“芳音”的人外，也有不少李敖的“仇人”杂于其间，其人及其演讲也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刁难。此时，李敖总能以其广博之见识、敏锐之心智、迅捷之思维、机巧犀利之言语而逢“凶”化“吉”。
一次，李敖演讲完后进入例行的“答听众问”程序。面对听众的不断提问，李敖是有问必答且答之则妙。突然，其中一张纸条跳入眼帘，上面赫然写着“王八蛋”三字而再无其他。于此，悄然“溜”之，哪是李敖所为？缄口不言，何以服众？反唇相骂，岂不有损名头？好一个李敖，他不惊不诧，不怒不愤，不慌不乱，而是高高举起纸条面向听众并将纸条内容如实告诉大家，然后笑言：“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话音刚落，大厅里便一片掌声、笑声。人们对李敖这以“辱人”对“辱人”且又“辱人”于“无骂”之中的应对技巧而高声叫好。
另有一次，也是在“答听众问”中，有一听众厉声斥责李敖：“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李敖闻之立即答道：“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是同一心态。”
李敖从不隐藏自己对台湾的观点、态度。他说：“台湾是我的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这种情结、观念使李敖居台湾四十年而不改乡言乡音。问者表面上是斥其方言不改的顽冥不化，而真正的用意却是想揭露其“大陆情结”于听众面前，从而激起一些人对李敖的“仇恨”。对此，李敖不否认也毋需否认，不辩解也毋需辩解，而是“明白而立即”地仅以一个“同比”之句便归结出了其荒谬之处，其时间词语“四百年”的夸大换用，更使其错由暗而明，其谬由微而著，显示出了一种极高超的“归谬扼敌”之技巧。
李敖曾不无自负地言道：“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第十卷 励志故事
母爱无言
听说过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
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地外的家的。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监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子。葵花子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子肉，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眼。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在煤油灯下嗑瓜子。嗑好的瓜子肉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瓜子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