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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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第4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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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在世时所立的皇太子是长子耶律倍,但最终继位的并不是耶律倍,而是其次子德光。有学者怀疑,德光取代太子是太祖本人的意愿。此说的立论基础主要有四。其一,《辽史·耶律屋质传》谓太祖遗旨立太宗。不过,细绎传文,我们会发现,所谓“太祖遗旨”实属子虚乌有。《屋质传》载辽世宗即位后,不为太祖应天后及其少子李胡所认可,双方兵戎相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屋质挺身而出,充当调停者。文曰: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乃遣屋质授书于帝。……(屋质)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屋质正色曰:“……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屋质是太后信任的人,而为世宗所敌视。这可以得到其他记载的佐证。《耶律海思传》云:“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又《萧翰传》谓“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后宣称德光继位是太祖遗愿时,却“正色”驳斥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而太后也就没有再坚持。这说明,“太祖遗旨”纯属子虚乌有,可能系太后一时起意,信口雌黄,这在时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据《太宗纪上》,德光继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德光)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义宗倍传》的记载更为明确,曰:“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所谓“让位”,实属无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遗诏传位德光的话,太后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让位,费心导演这一出掩人耳目的闹剧呢?

德光为太祖属意说的证据之二,是《李胡传》中阿保机对诸子的这样一段评价:

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姚从吾据此以为巧不及成,说明阿保机属意次子。但邱靖嘉对此作出过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从文意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结论。太宗虽“先至”,但“不择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见得胜过虽“后至”但办事周全的人皇王。

太祖弃倍说的第三条证据与“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关。据《太祖纪下》,天赞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职。蔡美彪认为此乃皇储专职。“天下兵马大元帅”第一次出现在辽朝史料中即是此处,德光系其首任。无风认为,此职可能确为德光而设,但这并不能证明此职设立初即为皇储尊号。蔡文所提出的支持该职为皇储封号的证据都来自于德光之后,无风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之所以变成皇位继承人的专利,可能正是因为太宗是从这一位置登上宝座。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帅后,虽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统军出征,但其在中央决策中的作用依旧。据《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太祖在宣布大举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权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书,特意提到“宪章斯在,胤嗣何忧?”这句话恐怕针对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当时确有反对耶律倍的声音,但太祖亲自现身说法,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时,耶律倍受命监国,这更表明了太祖对其绝对信任。太子虽未参与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划者,并于天显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后,直趋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围攻忽汉城时,他更是直接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这说明在德光任大元帅后,太子仍然在辽权力中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相反,我们还没有发现太祖在位期间德光参与中央决策的记载。

德光为太祖所立说的第四条证据来自《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文曰:“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所谓“太宗必兴我家”,仅见于此,从上文分析来看,并非没有可能为太后所捏造。比如,《李胡传》谓“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而从上引太祖对诸子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李胡。因此,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澄清阿保机为何以耶律倍主东丹。

这似乎可以看做太子主东丹系避让太宗说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变了对耶律倍的看法,准备让德光继位,他不会愚蠢到用封东丹的方式来处理失宠的太子。阿保机一生多次经历诸弟之乱,他对皇室内乱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为了保证他亲手建立的大契丹国不至于在其死后陷入内战,他肯定会尽量做出安排,争取消弥这种可能。他应该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继位,曾被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很有可能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东丹交予他,无异于大大加强了他发动叛乱甚至成功颠覆德光政权的可能。而《义宗倍传》载“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说,在太子得知太祖的死讯后,他并没有在东丹集结军事力量,带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军队。这说明耶律倍认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太祖已经决定让德光继位,太子不可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实上,耶律倍为这一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光继位后,他一直不被允许返回东丹。而德光多次巡幸东平,其目的应当是安抚东丹国内支持前太子的势力。

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耶律倍主持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太子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耶律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太子长期留在东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太子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太子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来自于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耶律倍之汉化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耶律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象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象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无风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耶律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继承人及次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的未来的设计,恐怕就是他对大契丹国的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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