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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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第4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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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是以两川无须大军镇守,这八个卫放在蜀地,只是以备万一。而关中、河中兵力充足,则是为了对朱温等藩镇保持压力,须得留出足够的机动兵力罢了。”

三人又对具体的驻扎安排做了一番商议,才谈到李曜打算北上太原为李克用祝寿之事,对此李巨川颇有些不乐意,他道:“此番大王欲往太原一行,某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凤翔、兴元以及两川俱是新定,正要保持弹压之势,以免有心有不甘者趁机作乱,而且此番大王对全军做了如此大的调整,也该坐镇长安,以策万全。如今只是因为晋王一封书信,便扔下手头如此多大事前去拜寿,且不说这寿筵是不是鸿门宴,单说耗费的时间巨大,就显得极不妥当。晋王也是朝廷之臣,当为朝廷多多分忧才是,怎能这般……”

王抟也道:“如今局势已然明朗,大王兵雄天下已是遮都遮不住了,此番怕就怕晋王受人蛊惑,大王此去就未免有些凶险了。”

李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你等也不必过于担心,孤虽然不肯忘恩负义,但正所谓慈不掌兵,孤在太原,也并非全无安排。”他顿了一顿,似乎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叹息一声,微微摇头道:“至少,孤有足够自保之力,若是要走,没有谁能留得住孤。”

王抟与李巨川对视了一眼,都仿佛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句“果然如此”,然后便听见李巨川忽然问道:“听说,晋王头上有创,近年来不时发作,如今似乎是……偏头痛了?”

李曜点了点头:“根据孤得到的消息,恐怕的确如此。”

“听说……”李巨川眼珠一转:“偏头痛须得忌酒和食用各种内脏。”

“嗯?”李曜微微意外,摇了摇头:“孤对医学无甚了解,这事儿恐怕王相公比较清楚。”说着就朝王抟望去。

王抟点了点头,道:“大多数偏头痛有此忌讳,除此之外,奶酪也是忌口之一,不过某不曾问诊晋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

李巨川笑了笑,若有所思地喃喃道:“原来如此。”又道:“某还听闻,晋王好强得很,一直不肯为此就医?”

李曜诧异道:“下己,你对晋王的了解,倒真是有些出乎孤的预料了。”

李巨川心中一惊,暗道:“秦王精明,我要再问下去,只怕便要露出马脚了。”当下干笑道:“都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而已。”好在李曜也只是随口一提,并不曾继续追问。

等三人谈罢,已是夜幕降临,中书省外头等着的人眼见得李曜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见客,此时也都散了。

李巨川从大明宫出来,没有回自己府上,却匆匆朝河中医学院在长安新建的分院赶去。他这么晚才来,院正王笉作为女子,自然早就回了王抟的相府,李巨川知她不在,大摇大摆地进了院中,派亲信去找来一位年近古稀的医学博士。

等那头发花白的老医学博士前来拜见之时,李巨川亲自起身迎其入内,然后第一句话便问:“薛博士,若有一人,与曹操一样身患偏头风,有什么办法能够……?”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终于除了他二人之外,再无旁人可以听见。

那老博士听完,道:“其实偏头风此症,心病更胜身病,除了忌口之外,最大的禁忌,便是提到他心中的病因,当初曹操也正因为此症而死。”

李巨川眼珠直转,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传说曹操自埋葬关公以后,每晚合眼便见关公,这使他十分惊恐,为了求得安宁,避免行宫旧殿的“妖魔”,于是他决定砍树建新宫殿,谁知当他用佩剑去砍伐一株长了几百年的老梨树时,竟然出现了怪事:一剑劈下去,树中的血溅满了他一身。曹操大惊,当晚睡卧不安,只好坐在殿中,靠着茶几打了一会瞌睡,忽然看见那个“梨树神”身穿黑衣、举着宝剑向他砍来,曹操吓得大叫一声,惊醒之后,立即感到“头脑疼痛,不可忍”。从此以后,经常发作、痛苦不堪,以后又遇到几次惊骇,病势更重,终于死去。

这个带有艺术夸张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理不平衡造成的紧张情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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