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师义，同敞当与共之。”
而瞿老师则认为这位学生没有守城职责，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张学生则认真回答：“古人耻于独为君子，老师难道不许我与您同死吗？”讲此话时，情真意切，无虚无伪。
师生两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取酒同饮，明烛达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领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桂林城。
当清兵进入留守府搜查时，见到瞿、张二位衣冠肃然，从从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为惊讶的同时，也暗生敬佩。
清军将这喝了一夜酒的两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马上遭到一番从“外表到灵魂”的痛骂。
考虑到两位名气太盛，擅杀就会被社会舆论淹灭的孔有德，自作聪明地想到一条“折中处理”的办法。
他通过瞿的江苏同乡王三元，劝两位削发为僧，以规避大清法律的惩罚。
二位对这个自作多情的建议，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驴肝肺，精神很受伤害的孔有德，马上对张同敞施以酷刑，将其手臂打断，眼睛打伤。
但从身残志坚的张同敞身上，孔有德听不到一丝求降的“软话”。
听到的，是狱卒反映的这二位孤灯对坐，以赋诗唱和，抒发正气，互勉忠贞的动人事迹……
这两位被关押了60天，写诗达百余首，平均每天两首。
二位在狱中，除写诗外，还给平乐的焦琏写信：“城中清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获。
见信后孔有德，彻底丧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闰11月17日，将他俩残酷地杀害在叠彩山风洞前。
瞿式耜的殉国行为很好理解，因为在他的生长道路上，饱受国恩，国家曾给他铺满了鲜花和阳光。
但张同敞的殉国行为，却并不好让人理解，因为他为之殉节的这个国家，不但对其“无恩”，而且“有负”。
张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后期那个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曾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连永历帝的爷爷万历帝，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过：“首辅您为国家的付出，朕无以为报，惟有今后照顾好您的子孙，方可心安！”
但张居正一死，曾经信誓旦旦的万历帝，虽言犹在耳，却就对他的后代下手了。
出于对张居正曾经“福威自居、杀伐自为”的痛恨，万历帝对张家下达了严厉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随后的审问中，张家一门十几口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产被没收。
后来在大臣们“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议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丝震撼的万历帝，终于发还了张家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没有让这个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彻底沦为“无产阶级”。
但从此，张家人就彻底沦为，一群时时处处需要夹着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贱民”。
张同敞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在他的生长历程中，误解、歧视、坎坷如影随行。
直得天启年间，张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荫补为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从七品）。
就这点小小的补偿，却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感激。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将以生命来报达这个国家。
在李闯进京、崇祯自杀之时，他只身逃出，来到南京。
以后，无论在弘光政府里，还是在隆武政府里，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抒写着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对国家特有的忠城。
在隆光帝死难、永历帝继位后，他又一次只身南下，投入到抗清救国的洪流中，最后终于在桂林，以生命作凭证，兑现了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
在“英烈如云”的南明史中，张同敞很普通，以致于在很多史料记载中，他仅仅作为瞿式耜老师一个配角出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却让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品格，一种能忍受国家“不公平待遇”，却九死不悔地为之奋斗的品格。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西点军校的校训上说：“国家，无论对错，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许贫富不均，也许善恶不清，也许美丑不明，但她广阔的土地承载了我们的躯体，她丰富的物产滋养了我们的身心，她灿烂的文化铸造了我们的灵魂，她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拿走我们的，要多。
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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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四川，血浸的土地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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