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这种反抗，那么这个新朝，将永远把旧朝的子民，看做一个个奴隶。
就是在这种反向转变中，一个庞大、新兴的王朝，横空出世！
尽管他满身污浊，遍体血腥，但民众除了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明清大变局中的最终轨迹，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一粒粒尘埃，浮起、飘荡、落定……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江山依旧，风景依然，需要变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他想在这日升日落、潮涨潮息的海外孤岛上，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张煌言这个曾在“反清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清廷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一个追捕的秘密大网，在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的亲自布置下，悄然撒开。
不久，张杰通过对张煌言购粮队伍的跟踪，发现了他隐居的小岛。
1664年7月17日，张杰派出特别捕快，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从后山背偷偷攀到岛上，将睡梦中的张煌言一举擒获。
如获至宝的张杰，马上命人将张煌言先押到宁波，再押往杭州，交给浙江总督赵廷臣。
押解路上，无论在宁波，还是在杭州，张煌言都受到民众“明星”般的欢迎。这让清廷上下，好不汗颜。
对清廷来说，这样的人物，要么收降，要么消灭，别无他途。
负责先行劝降的任务，落到赵廷臣的身上。
赵在府中举办盛宴，款待这位头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汉装，神情坚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赵大谈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张煌言留有用之身，为国效力，并保证清廷将按张煌言现任职务（永历朝兵部尚书）起用。
但张煌言断然拒绝了，他虽然承认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在生存的时代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张煌言认为他这辈子的责任，就是用清白之身，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气。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开杀害于西湖凤凰山下。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从这首诗中，杭人读懂了他的心声。在他被害后。将其埋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并把他们三人合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的精彩诗文，因为清廷的严厉禁止，从未曾公开刊印，但却被广大民众手抄笔录，争相传诵。
由于清廷对政治犯律令严苛，张煌言的坟墓，仅有黄土一抔。
但这抔黄土前，却是“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岁浇奠不绝”。
虽没有墓碑，但为他撰写墓志铭的社会各界名人，络绎不绝。
其中一代思想家黄宗羲就写道：“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黄宗羲这是在赞叹张的英雄之壮，感叹自己的偷生之懦。
但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中偷生的人，并不全是懦夫，他们也许负有更大的使命。
在张煌言就义的这一年，黄宗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家乡，聚众讲学，并写出了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这个词，并不是在尊明贬清，“明夷”是《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本义指黎明前的昏暗；“待访”指等待明君来访，书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早已脱离了明清这两个朝代的恩恩怨怨，他梳理了4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更高的层次，来阐明君主对国家的作用及危害。
他提出：“君主，天下之大害者”，主张实行“天下无君”！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语，此一语，犹如在君主专制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闪烁的亮光，照耀了全人类前进的方向。
这本书，比西方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多年，被有些人成为“人类的第一步人权宣言”。
但代替君主制的新制度在哪里，他仍在思考。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身边的这个新生的王朝，正在君主的冶理下，日益繁荣强盛。
1669年，新朝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并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加强垦荒。
1681年，新朝平定“三藩”叛乱，切除身上最大的一块毒瘤。
1683年，新朝统一台湾，万里海疆，云散风平。
1685年和1686年，新朝两次打败了盘踞在东北边境雅克萨的俄军。
1689年，新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此，作为一个可以领导人民抵御外海的王朝，他已得到了境内全体民族的认同和拥戴。
在理想与现实交织变幻中，黄宗羲的思想，开始反抗与认同中俳徊不定。
他支持不到新朝中的任职，也从不为新朝歌功颂德。
但言论上，他称新朝君主康熙为“圣天子”，而不是再向从前一样斥之为“夷狄”或“虏酋”。
行动上，他改变了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先后派出弟子万斯同、万斯言及儿子黄百家，北上京城，参与《明史》的编纂。
1695年，他终于走完了自已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享年86岁。
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罕见的长寿者，他见证了这个大时代的衰败、动荡、战乱、承平、升平……至死，他仍在不停地思考这个时代的未来走向。
随着这个老人的故去，一个超越汉唐的盛世，正辉煌再现。
这个盛世，是旭日，还是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