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赶到，将那人捉住，押回应宅。黄金荣看那人觉得有些面熟，忽然想起那人不久前曾犯案在巡捕房坐过一个月的牢，名叫武士英。那人最初仍想抵赖，黄金荣向他点出他曾在巡捕房坐过牢的事，那人只好坦白了自己作案的经过：他原名叫吴福铭，山西人，曾在清军当兵，清朝覆亡后，到上海谋生，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共进会，认识了应桂馨。一天，应桂馨找他，交给他一项任务，拿出一张宋教仁的照片和一支手枪，要他去刺杀宋教仁，保证事成后给他1000元酬金。当黄金荣再次搜查应桂馨住宅时，找出了那支行凶的手枪，枪中残留的子弹，与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完全一样。又发现谋杀案幕后的主谋，乃是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和洪述祖，是赵、洪二人命令应桂馨具体执行的。
至此，刺杀宋教仁案便真相大白了！这件事使黄金荣的权势和地位更加巩固。但是，真正促使黄金荣发迹的，还是他设法侦破了一起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架案，也就是山东临城土匪抢劫津浦铁路的大劫案。
（4）侦破临城抢劫案
1923年5月6日在山东峄县、临城、沙沟车站之间，发生了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抢劫案。被劫的是由浦口开往天津的蓝钢皮列车，该列车由美国制造，设备豪华。车内有乘客200余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的40名外籍旅客，特别是有法国籍神甫姚主教和一位法国公使馆的参赞。此案发生后，立即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大新闻。
劫持列车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当时活动在山东峄县抱犊崮一带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家原来是当地的富户，家里拥有良田六顷，房舍甚多，骡马成群。孙氏弟兄五人，老大孙美珠是清末秀才，足智多谋。老五孙美瑶性情粗鲁。孙家是当地望族，当地土匪时常向孙家“借粮”，官兵也借口进行敲诈勒索，使孙家不得安宁。孙美珠于是同友人王翼民和孙美瑶商量，决定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招兵买马，逐渐把峄县及其附近的土匪集中起来，选择峄县城北60里的抱犊崮山区为根据地。抱犊崮四周为悬崖峭壁，顶上有平地数顷，因为路险无法牵牛上山，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后再用来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孙美珠在一次同北洋官军的战斗中被击毙，北洋官军又加紧了围捕，孙美瑶一伙土匪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觉得同北洋官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决定在津浦铁路上打主意。如果劫持国际列车，车内有洋人，北洋官军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对他们剿捕，而且可以趁机要挟北洋政府，走招安的路，于是决定劫持这列国际列车。他们把劫车地点确定在临城与沙沟车站之间，时间为1923年5月6日清晨。土匪们先从铁路检修工的住房里抢得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等火车司机发现，早已刹车不及，导致车头及三等客车车厢出轨，后面的头、二等客车及卧铺尚安然无恙。列车停下后，早已预伏在铁道两旁的匪徒们，便飞快地爬上列车破窗而入，在列车上伪装成旅客的匪徒，在内接应，整个劫持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
被劫持的姚主教，去天津以传教为掩护，实际上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由于姚主教负有特殊使命，法国领事不惜用重金赎回人质，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巡捕房出动了所有人员，四处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姚主教下落者，赏银洋3000元，有能救出姚主教者，赏银洋1万元。黄金荣认为此案虽然难破，却也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接受了破案任务。
恰好，这时有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出差的军官韩荣浦，他是临城人，又是军阀吴佩孚的副官。他从山东临城来到上海买东西，在车站附近丢失了100元钱，只好来到法租界，到巡捕房找一个姓隋的同乡，请他帮忙。姓隋的巡捕帮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同黄金荣认识。黄金荣听说他是从山东临城来的，便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和法国神甫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听说后大为高兴，便立即付给他150元，让他回到临城去仔细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一旦打听到确切消息，赶快到上海报信，再给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成功，还另有重赏。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很快就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立即重返上海，与黄金荣联络。黄金荣便先从巡捕房预支2000元，其中500元给予韩荣浦，1000元让韩去收买看守姚主教的人员，并答应在事成之后再付2000元，让看守人员逃往外地。他让巡捕房的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个便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营救。一切都安排好后，黄金荣便带领十几个便衣巡捕，从上海乘火车来到临城。他们只花费了几千元便买通了看守人员，趁夜晚把姚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这一事件使黄金荣的名声大振，不仅得到1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60岁退休。
上述情况是黄金荣管家程锡文所述，而且是黄金荣在烟榻上对他讲的，当属可信。不过，程锡文把抢劫者说成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所为，显系错误。
黄金荣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最初却并未正式加入青帮，更没有拜过“老头子”。他为了在上海滩进一步扩展权势，利用帮会这个工具，就需要广招门徒。但是，按照青帮的规矩，凡没有正式加入青帮者被称为“空子”，不得开堂收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众人的劝说下，黄金荣拜了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张镜湖（张仁奎）为老头子，于是成了青帮的“通”字辈。上海正宗的青帮分子们，虽然明知黄金荣是“空子”，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也不规范，他甚至自称“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横。但是，鉴于他在上海滩拥有的强大势力，也就只好默认，无法同他较真。黄金荣为了扩大势力，招收徒弟多多益善，只要愿意充当他的徒弟，写上一张帖子，上写“拜黄金荣为老师”，下写“门生某某敬拜”即可。只要肯送礼，他就来者不拒。在升任法租界督察长以后，他一次就收了两三百个徒弟，这些徒弟大多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或小头目。有些演艺界的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被迫拜他为师。黄金荣的弟子当中，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各色人物一应俱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的人员：
如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乔松生、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张荣（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流氓、把头：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朱顺林（赌场老板）、刘怡章（烟土贩子）、姚松如、颜伯颍（饭店老板）、唐嘉鹏、“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孟禄久、娄炳章（星相把头）。
工商界的“生意白相人”：
郑仁业（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文化、新闻及医药界：
吴玉荪（弹词艺人）、王振川（西医内外科）、平襟亚（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任衿苹、杭石君（报社编辑）。
在黄门弟子中，以顾竹轩最为典型。他原为人力车夫，后来在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赃款，开设了一家人力车行，把车出租给贫苦的人力车夫，他作为巡捕，自然不怕工人欠租。而且他向站岗的巡捕打招呼，凡是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可宽容放过。后来看到车行生意大好，就干脆辞去巡捕职务，扩大车行生意，以后又开设“天蟾舞台”，成为黄门的台柱子之一。
黄金荣第一次开香堂收徒弟是在190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也就是黄金荣33岁生日那天，这次一共收徒99名。按照青帮的规矩，开香堂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凡属收徒者同辈（同参）都要到会祝贺，表示对收徒者的认可。可是，黄金荣本来就不是青帮中人，虽然临时才拜了张仁奎为老头子，可是并没有同参兄弟，只得邀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一些青帮头子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人，以及巡捕房的头目，前来凑热闹。黄金荣开香堂的仪式，既不像青帮，也不像洪门，可谓不伦不类。可是，黄金荣自恃势力强大，青帮中人也就只好认可。而且一些真正青帮通字辈的人，如黄振世、顾竹轩、卢英等还拜他为老师。按照青帮的规矩，拜同参兄弟为师，是违反帮规的。另外，还有些正式进过青帮的人，如贞英、董明德、何国梁等30多人，联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设香堂，接收徒弟。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又拜黄金荣为师，这在青帮中称为“爬香头”，也违反了十大帮规。可是，因为接收徒弟可以得到大量金钱，他也就不顾这些帮规，也无人敢过问！
黄金荣还广交名流，攀附权贵，拉拢政客。黄金荣虽然有了法租界督察长的地位，也成了青帮三大亨之一，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攀附权贵，拉拢社会名流和官僚政客，以抬高其社会地位。
他首先结交了孙中山先生。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1918年，广东政学界和桂系军阀串通一气，在广州非常国会上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用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有一批革命者也跟随他来到上海。黄金荣的徒弟徐福生在跟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时，认识了一些广东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那些革命者。孙中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荣的弟子，也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者的活动。于是题写了一个扇面，请他去约见黄金荣。徐福生拿着扇面去见黄金荣，向他说明孙中山是个极有声望的革命家，希望来拜访他。黄金荣一向喜欢结交名流，于是高兴地答应，并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当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黄府时，黄金荣热情地邀请孙中山到楼上的会客室叙谈。孙中山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称赞他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向他表示：今后我的朋友和同志到上海，请你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他，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民生凋敝，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之间的战争，而革命需要有人参加并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希望黄金荣能够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接到来信，就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并通知虞洽卿也拿出一笔钱。日后，黄金荣曾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
黄金荣结交最多的还是军阀和官僚，这就使他有了保护伞。
他先结交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又进而勾结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与他们一同贩卖鸦片。黄金荣之所以名声大噪，还由于他同蒋介石（时名蒋志清）有着不寻常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第五团中校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加入讨袁军，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失败后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上海避难。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蒋介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蒋在上海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微薄。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信交风潮”，蒋本人负债数千元，处境艰难，在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可是又缺少盘费，于是去找担任上海商会会长的同乡虞洽卿，虞洽卿便介绍他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为此，虞洽卿专门来到八仙桥黄金荣的府上，向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说明蒋介石准备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前途未可限量，希望黄金荣收蒋介石为门徒。黄金荣则因为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地位高，又想在蒋介石身上赌一把，便立即答应下来。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黄金荣收徒弟时，投拜者需要送贽敬钱，还要填写门生帖子，并且要举行正式的收徒仪式。而虞洽卿并不熟悉黄金荣收徒弟的这套规矩，当他带领蒋介石拜见黄金荣时，只携带了一张红帖子，内写：“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因为黄金荣事先已经了解蒋介石的情况，知道他将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了讨好虞洽卿，不仅对此不加计较，反而赠送给蒋介石200元大洋，帮助他去广州。事后，还由虞洽卿和黄金荣出面，将蒋介石的债主请到酒店，指着蒋介石说：“如今我已经收志清为徒弟，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请诸位多多包涵！志清如真的欠哪位的债，请来找我要！”虞洽卿接着说：“一点点事体，就不用提了，我看卖个面子就算了”，于是替蒋介石了结了那些债务。
蒋介石到达广州后，做了孙中山的侍从武官，不久，被派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1923年，蒋介石又跟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先后担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和行营参谋长。1925年担任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1926年7月，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
在北伐军经过上海时，黄金荣才知道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原来就是当年自己的徒弟蒋志清，颇为得意。这时，虞洽卿等人提醒黄金荣说，如今蒋介石已经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