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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品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上的木质配件。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喜欢让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他们会以吞下钱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掌控后能收回这些钱财，结果是“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一样”，而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的话，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恶臭的财宝，所以士兵们开始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而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些开肠剖肚的掠夺行为，结果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开始后，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他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所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然后开始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是消遣娱乐。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使他们精神错乱，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他们“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之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凡挡道者皆被他们杀死。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已经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如今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从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繁荣的大都市，城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