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对我来说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孩子们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释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那种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他们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悦的大觉醒。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时，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爱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像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国那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援引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博士（Dr Edard Robinson）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们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时，他们的会众都禁不住哭泣起来。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正好赶上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做过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5＇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哈丽特·利弗莫尔（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亲和祖父都是新英格兰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当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到达耶路撒冷后，利弗莫尔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作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波阿斯·以色列，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了他挥动着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上极不称职、痴迷于折衷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有异常行为等一系列证据。他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是在对美国公民可以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宪法权进行挑战，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块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摩西五经》，在与其美国妻子离婚后他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他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当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他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感到着迷又加以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忧郁，一半可笑”。这位美国领事在贝鲁特曾问过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还说：“还有一些不久后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脑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一年要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却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级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偏远的小农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6＇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吸收了这个传统，他是凯瑟琳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而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有必要以一个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关于这个末代皇帝传说的现代版本。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现在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我们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他统治俄国时就像一个苛刻的教官。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的头发掉完了，一个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与他那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个情妇，那是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虽然独揽俄罗斯大权，但尼古拉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能够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现在尼古拉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并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们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还派遣了一支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进行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方面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行他们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中心所在。”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