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两个伦敦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也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他们倒是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们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给了一八零旅旅长C．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了指挥一六零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4＇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一件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洋洋，几天后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凯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是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他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是“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那天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对我来说，”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在雅法门典礼上对我的任命”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充满酒店招待”的“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他的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同时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他说他“道德上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静静地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了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进行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并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欢欣鼓舞，此前也从未如此温和地被接收。”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而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嘴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5＇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复国主义使团在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资助下到达圣城。雅布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久经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那儿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反抗大屠杀。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6＇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布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打消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但像之前的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帮助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麦格赫勒比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可能会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表示。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而且他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还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一个指定区域“瓦扎”，这样治安会更容易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一些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
在雅法门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覆盖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的观点，从鄙视亵渎神明的复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到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再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方面的派别，有民族主义以及想要驱逐犹太移民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有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识分子讨论着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自由学会，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oneral Bo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7＇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他“带有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仰光银行的一名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和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8＇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布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复国主义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布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服的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9＇——“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