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片纸上写了个便条：“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们的方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领袖及伊斯兰学者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伊斯兰组织的基金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了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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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阿拉法特声称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他实际上出生在埃及。
＇2＇ 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年，他在那里去世。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