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
其中，杰克·贝内特的职业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从埃克森公司借来工作，任务是帮助保罗·沃克尔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问题，并停止使用金本位。经过1973～1975年石油危机并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之后，贝内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与此情况很类似，1971年，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离开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战略研究部门领导岗位，去领导直属于英国首相的中央政策评估组。在这一岗位上，他对英国的能源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他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就很“幸运地”预测到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辛格保持联系。
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
用美元给石油定价，最初是二战以后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推出的一个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需求，主要欧洲国家都启动了与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认真谈判，确保长期石油购买合同，她们打算用本国货币来支付——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动，因为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冲击对欧洲的影响，这对欧佩克来说非同寻常。德国或者法国本来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们的货币——德国马克或法郎来确保支付石油进口费用，而不需要购买美元来换取同样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在1975年开会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概不接受，就连英镑也不行。
这样的安排，不用解释，事实上证明对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
这些石油美元在伦敦和纽约受到引导的循环的一个后果，是使得美国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同样也使它们的客户——“七姊妹”石油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工业的巨头。英、美石油和银行业的联合，压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业的平衡，以至于它们的影响和权力看起来变得不可战胜。
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大卫·马尔福德的行动，以及欧佩克奇怪的美元定价规定与沙特的美国－沙特联合协定等秘密安排，华盛顿和纽约的银行有效地将它们已经有缺陷的战后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极度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像黄金交易体系那样可以通过它们的算计来控制。基辛格和纽约及伦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将战后世界旧黄金交易标准替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标准”。
说到底，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欧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阿拉伯国家会突然获得允许在关乎英国和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英镑可以通过对北海石油的大量开采轻松获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及时从油价膨胀四倍中受益。英镑被公认为“石油货币”。
美元也是通过上述途径获利的。显然，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集团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的谋划就已经算计好了谁赢谁输。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人为制造油价暴涨，都只是一种操纵世界经济的方式，它确实造成了全世界整体财富向极少数国家转移的空前后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亚当·斯密的市场“魔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党“保护伞”游戏的一种不正当变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操纵政治事件使油价上涨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团，把目标转向了那些石油冲击的受害国，“主动”借给她们石油美元来资助她们购买昂贵的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进口货物——当然，这些都是要用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得到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居住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来填补赤字，而不是用来资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发展农业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个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机构——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律师赛勒斯·万斯的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为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政策蓝图，就像50年代后期经济大萧条转折点时所做的一样。在考虑未来全球货币秩序时，理事会声称，“世界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对80年代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正在解体的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整体结构，这在发展中地区尤为明显。
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85个国家的首脑和所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政府要员在主办国总理斯里马沃·班达拉奈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领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众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脑和要员。
【不结盟运动】
科伦坡会议在短暂的奏乐声中开始。它与无休止争论、充满花言巧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到的政治家，她在早期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的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60年代早期又刚刚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她决定将8月的峰会开成对不断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会议。基辛格搞的石油危机已经造成了这种恶化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尝试寻找一种替代办法，缓解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的债务压力。在1977年初发表的建议中，日本三菱研究所所长中岛政喜提议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他建议：
石油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困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日本考虑的一种承担国际责任的概念……这个建议将使这个国家产生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假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互相配合……瞄准开发新的能源和增加粮食产量……实施这里提出的各种“超级项目”，一定会导致对制造业需求的平衡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将替代军火生产……现在是人们坚持一个富有想象力和长远目标的时候了。
所长中岛政喜列出的大项目单子里包括了绿化萨哈拉沙漠，用于农业生产；喜马拉雅山脉水利灌溉工程；在乍得和刚果修建中非湖；在南美建造系列水坝。在日本工业联盟的支持下，1990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所长中岛政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科伦坡会议在1976年8月20日发表的最终宣言，与其他任何一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战后制定的文件都不同。这次由85个不结盟国家参加的会议主题为公开宣布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宣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最艰难的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性危机的受害国”，这场危机正在阻碍这些国家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努力。
宣言中，提到了自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以来已经接近翻番的外债负担，以及原材料出口贸易条件灾难性的恶化。宣言提出了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几个具体步骤。
宣言正确地指出，现有秩序已经崩溃，而且它也是导致限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萧条、通胀和失业的原因。因此，宣言主张：“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工业生产进行世界性的重组，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工业产品和技术转移